黄克剑：“名”的自觉与名家

然而，亦如老子，庄子毕竟对“不称”之“道”不能不有所称，对“不言之教”不能不有所言。相应于老子“强为之容”而至于“正言若反”的“玄”言，庄子所取的言说方式为“寓言”、“重言”、“卮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寓言”（将此意寓于彼言之言）、“重言”（借重那些为人们看重的贤哲之言而言）可以说是两种不同于通常表达方式的表达方式，但就二者皆是“卮言”（不执著于某一定向的圆通而富于神韵之言）而言，就庄子所说无不是“卮言”而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所说的已不仅仅是语言的表达方式，而是一种涉及语言局限之反省与消解的语言哲学了。庄子有一则寓言，借“浑沌”以喻“道”：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应帝王》）“凿”是“以心捐道”、“以人助天”（《大宗师》），其结果则必至于“以人灭天”（《秋水》）。事实上，依庄子的看法，对事物的命名、言说本身即属于这人为之“凿”。不过，“言”终是不可尽废，即使必得指出人为之“凿”对自然之“道”的违逆，也不能不诉诸言说，因此他分外要标举所谓“言无言”：

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寓言》）如此“言”而“无言”的“卮言”，是对“名”（概念）消去了其惯常指属后的运用，言语遂由习用中的那种直接表达转换为“芒乎”、“昧乎”却又“诡可观”（《天下》）的间接表达。从老子的“玄”言到庄子的“卮言”，道家人物对“言与齐不齐”这一“名”、“言”底蕴的勘破，反倒为“名”、“言”以越出常规方式的见用开辟了道路。无论如何，消极意义上的“名”、“言”自觉，带来的是一种积极的结果——“名”、“言”达意所必要保持的内在张力（原始义与创述义间的张力）被更大程度地开发出来。

无论是称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四十五章）的老子，还是断言“至言去言，至为去为”（《知北游》）的庄子，都不可能为“名辩”或“辨说”推波助澜。但庄子生活的时代辩风已成，他反复申说的“明见无值，辩不若默”（同上）的道理非但未能对既起的辩势有所抑止，太多的“言无言”反倒构成对于诸家辩言的一种“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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