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剑：“名”的自觉与名家

应之曰：“若皆仁人也，则无说而相与。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非儒下》）诚然，墨子没有就“类”、“故”多所诠释，但其终究为墨家后学所沿用，而开了所谓“墨辩”之先河。

墨子褒赏“言谈”或“谈辩”非为言而言，乃是为了践言于行。什么样的“言”才“足以复行”（《耕柱》）、“足以迁行”（《贵义》），这涉及“言”之可行、“言”之可信的标准问题：

子墨子言曰：“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非命上》）“三表”即察验“言”是否“足以复行”的三条标准。这三者，无论是哪一条，都还拘囿于经验。与之相表里，“三表”所对应的言说推理方式为归纳法。不过，墨子并未止于“三表”，在阐发“本之者”时他也曾说到“考之天鬼之志”（《非命中》）。承墨子之遗旨，稍后的墨者乃至把“以天为法”作为至高的“法仪”置于“三表”之上：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法仪》）如果说与“三表”相应的“言谈”推理主要是归纳法，那么以“天之所欲”的“兼相爱，交相利”之价值追求为前提的“言谈”推理便正可谓之演绎法。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在墨子施教之“谈辩”中的结合酝酿着逻辑的自觉，而这逻辑自觉的真正实现则见之于墨家后学的“墨辩”。不过，单就概念以至言说意义上的“名”的自觉而言，墨子则已明确将“名”、“实”对举，并开始从认知角度提示世人关注二者的关系。他说：

今天下所同意者，圣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诸侯，将犹多皆攻伐并兼，则是有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也。此譬犹盲者之与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非攻下》）

墨子身后，其尚“谈辩”、考“名实”，期于“察类”、“明故”、“立仪”之志趣为墨家后学所绍继。辑于《墨子》一书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篇当为墨家后学所著，其“名辩”之义理臻于完备，却毕竟与墨子对“名”、“言”之所思一脉相系。《经上》的文字由对九十多个“名”——范畴或概念——的界说构成，《经说上》则是对《经上》所作诸界说的逐条疏解；《经下》的文字由所提八十余条立言辩理须得遵循的定则构成，《经说下》则是对《经下》先后列举之定则的一一阐释。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