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剑：“名”的自觉与名家

二、孔孟与“名”的自觉

与老子的“法自然”之“道”不无缘契而又大异其趣，孔子所谓“道”乃“为仁”或“成仁”之“道”。这“道”的价值趣求在于“仁”，而“仁”的发现和弘扬张大又有赖于人。单是由“仁”领悟人之所以为人而又由“仁”与“人”领悟“道”之所以为“道”这一点，即可认定孔子之“道”决不至于像老子之“道”那样因否弃人为而否弃“名”、“言”。不过，孔子也决不会执泥于“名”、“言”，《易传》就曾援引孔子的话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传•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不尽”，是对“书”（文字）、“言”在抒言、达意上非可越度的界限的检讨，也是对“书”、“言”在抒言、达意上非可捐弃的功能的认可，这检讨和认可表明了孔子对“名”、“言”价值的相当的自觉。

孔子不曾像老子那样着意为不可道之“道”标举“不言之教”，对于言说亦如对于仕、止、久、速，他有别于老子一类隐者的一贯态度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下引《论语》仅注篇名）——不拘泥于这样，也不拘泥于不这样。他从不在言说中作抽象推理，甚至也全然不用老子式的玄言或诡异之辞。在孔子这里，其言为“道”而言，其默为“道”而默，对于言、默的“无可无不可”始终出于对一以贯之的“为仁”之道的眷注。《易传》引孔子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易传•系辞上》）孔子对相对于“语”的“默”的看重，尚可证诸《论语》：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不过，孔子示人以“默而识之”，本身已经是一种“言”；“默”不可自明，称“默”不能无言。没有“言”的点化，“默”只是一团冥昧，而冥昧终究与真切寂阒的生命体证无缘。孔子重“默”而“欲无言”，唯其如此，他对设言立辞却又格外经心。他有“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之说，这“达”是一种引发，也隐示着一种导向，而如此引发、导向乃是儒家教化创始者用“辞”的意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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