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剑：“名”的自觉与名家

立义于“为仁”而“为人”、“为人”而“为仁”的“道”，决定了孔子终是一位道德而伦理的理想主义者。被品题的颜回、伯夷、叔齐、微子、箕子、比干、泰伯、文王、尧、舜、禹……等，是可资效法的“求仁而得仁”的范本；这些经验形态的范本所以成为范本，乃在于这些范本无不祈向或趋归于一个虚灵的至高的范本——此即所谓“圣人”。“圣人”在孔子这里不是经验的实存，而只是对一种至高、至圆满的人的应然境地的指称。换句话说，“圣”只是作为一个“名”而存在于向着其作不懈追求的人的心目中。“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下引《孟子》仅注篇名），有了这个人伦上的极致（“至”）之“名”，便有了处于不同伦理地位上的人所当以标准视之的其他种种“名”，诸如“君”、“臣”、“父”、“子”等。于是，也便有了孔子“必也正名”的“正名”之说：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正名”的要义，用孔子的话说即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正名”虽重在伦理的践履，却已多少表明孔子对同一个“名”在指称某种当有境地（作为某种标准的“君”、“臣”、“父”、“子”）和称谓某个别对象（某一君、某一臣、某一父、某一子）时意谓相疏离的一定程度的察觉——而全然达到这样的自觉并将“正名”纳入言辩或名辩之域的，则是后来的所谓“名家者流”。

上承孔子对人之心性的默识冥证，孟子成就了一种与儒家立教初衷相契的心性之学。心性之学重体认，不重言辩，这决定了孟子的“名”、“言”观念在大端处与孔子一脉相贯。孔子对“性与天道”持一种渊默态度，因此子贡曾有“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之叹，而“性”与“天”在孟子那里却是有着体系化趣向的学说的枢纽性范畴。不过，孟子究论“性”、“天”总是缘“心”而谈。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知天”缘于“知性”，“知性”则缘于“尽心”。对“心”之所谓的喻示，孟子从未泥于言诠，但他毕竟不能不言。不过，这不得已的言说所取用的方式，乃是孔子称之为“仁之方”的“近取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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