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剑：“名”的自觉与名家

三、墨家与“名”的自觉

老子、孔子之后，墨子在道家、儒家之外另立一种教化，为抗衡儒术以阐扬“兼爱”、“非乐”的学说，开了字句必较的论辩之端。与老子所行“不言之教”形成鲜明比勘，亦与孔子“欲无言”而导人以“默而识之”的态度大相径庭，墨子颇看重“言谈”或“谈辩”。他以为：

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墨子•尚贤上》，下引《墨子》仅注篇名）

譬如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耕柱》）“言谈”或“谈辩”不可能不借重“名”、“言”，对“言谈”、“谈辩”的看重表明了墨子对“名”、“言”的自觉，而且，这自觉比起老子的言“不言”、孔子的“欲无言”来，对“名”、“言”的正面价值更多了些积极的肯定。

墨子施教几乎无处不取论辩方式，其辩锋之雄于《墨子》中所辑纂的诸多篇章随处可见。其好辩亦颇善辩，这好辩与善辩显然寓托了他对“名”、“言”本身的信赖。在辩论中，墨子往往对论争双方所用概念（“名”）的辨析分外执著。例如，他说：

今逮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非攻下》）墨子反对攻掠，却并不否定禹征有苗、汤伐夏桀、武王伐纣那样的诛伐，所以他分外要区别“攻”和“诛”。由分辨不合道义的“攻”和合于道义的“诛”，他提出了措辞用语所不能不留意的“类”、“故”范畴。墨子著述中说到“类”的地方并不多，但“类”作为论说“言谈”规则的一个重要范畴在他这里是没有疑义的。（见《公输》）与“类”相比，墨子言及“故”之处要更多些，而且除业已提到的“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外，从如下的一些说法亦可看出其对“故”在范畴意义上的理解：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识其利、辩其故也。”（《兼爱中》）

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将欲辩是非利害之故，当天（夫）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非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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