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剑：“名”的自觉与名家

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诲”之所祈皆不离于“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礼记•中庸》）。孔子弟子多次问“仁”，孔子亦曾一一作答，但应答皆不落在界说或定义式的语格内，其至可玩味的是这样一段话：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近取譬”是孔子置“言”立“辞”最可称述的方式，它把言说关联于切己的人生践履，并因此寓托了“人能弘道”的信念和对人与人之间可以“同心”相感的期冀。显然，这“近取譬”与老子“上善若水”、“复归于婴儿”、“比于赤子”那样的取“譬”相喻略不相袭。老子之“譬”引人摒除或远离人的作为而“法自然”，孔子之“譬”则引人返乎自身而“求诸己”，如此系于孔、老之“道”的一“近”一远，把两种取“譬”之“言”从根柢上区别了开来。

与“近取譬”构成一种互补，孔子诲人“学以致其道”的另一重要言说方式为品题人物以作范本引导。“人能弘道”，“道”必在人的践行中。由此，孔子可以理所当然地把对难以“言”传的“道”的疏解，转换为对那些在致“道”上具有范本作用的人的评述。孔子的这类话语在《论语》一书中随处可见，诸如：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同上）

（子贡）曰：“伯夷、叔齐何人也？”（子）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述而》）

微子去之，箕子为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

（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而已矣。”（同上）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泰伯》）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同上）这些对颜回、伯夷、叔齐、微子、箕子、比干、泰伯、文王、尧、舜、禹……的品题，同时即是对透露于这些人物生命践履的“为仁”之“道”的真趣的隐示。致“道”不离“为仁”，而“为仁”见之于为人，这使孔子在达于“名”、“言”自觉后有可能摈除不堪论“道”的直言判断，代之以品评人物的述说之言。这种以人物褒贬而婉转示“道”的言称方式，是倡行“法自然”之“道”因而否弃人为的老子无从采用的，孔、老的“名”、“言”观念在这里又一次显露出某种泾渭分明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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