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康之：我们为什么要建设服务型政府

政府关乎一个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农业社会为什么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社会，那是因为中国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场文化启蒙运动，发现了农业社会的治理模式，从而建立起了最为典型的统治型政府。有了这种适应于农业社会等级制要求的统治型政府，在维护秩序以及创造安定的生活环境方面，都显示出了其巨大的优势，使中国的农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的定型都得到了这一统治型政府的支持。同样的道理，近代以来西方工业社会为什么会那么发达，为什么会成为政治经济发展的典范，那是因为它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发现了管理型政府，或者说，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建构起了管理型政府的基本框架，在其后的不断完善和修补中建设成了典范性的现代政府。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管理型政府，所以，才决定了西方社会一直处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的中心地位上。现在，世界各国基本上都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去建构自己的政府的，可以说，基本上是复制和模仿了西方近代所建立起来的管理型政府。一些国家由于国情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因素的影响而无法完全复制西方国家的管理型政府，但是，在基本框架方面，依然是套用了西方国家的管理型政府模式。

我们知道，西方的农业社会是非常落后的，现在看来，西方国家农业社会的状况与中国农业社会的那种发达状态是无法相比的。可是，在西方国家发现了管理型政府之后，很快就超越了中国的农业文明，就可以到“发达的中国社会”门前耀武扬威，而且，经过了几次交锋就把中国这样一个曾经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变成了“半殖民地”。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也有着中西方“交通”的话（虽然有一门“中西方交通史”的专史研究，但那主要是一些个案的罗列），那么，西方国家也许会无比艳羡中国发达的农业文明，也会提出学习和追赶发达的中国社会的愿望。如果这样的话，它们能够赶上甚至超越中国社会发达的农业文明吗？我们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作为典型形态的统治型政府是生成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中的，在中国社会，统治型政府是一种原生形态的治理体系，如果将其移植到西方的话，就是一种次生形态的体系了。正如生物物种的引进一样，要么会疯长；要么会水土不服，至于成功引进的生物物种，则是少之又少。社会治理体系也是这样，统治型政府之所以在中国社会能够发展成一种非常发达的状态，那是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和文化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国家如果没有这样一场启蒙运动，或者说，如果没有这样一场成功的启蒙运动的话，是不可能把中国社会的统治型政府搬到西方去并在欧洲建立起大一统国家的。事实上，欧洲建立统一国家的愿望只能说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才真正浮出水面，从古代罗马到奥匈帝国再到法西斯主义的出现，都只是个别人或少数人征服欲望的展现，并不是建立统一国家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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