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康之：我们为什么要建设服务型政府

西方国家的改革失灵是一个必然的历史现象。首先，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所谋求的是体制以下的技术性方面的改进，而不是对管理型政府的扬弃。我们知道，管理型政府是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是在工业化进程中生成的，它的根本目标就是为了维护和促进资本权益。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社会已经显现出了后工业化的迹象，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也开始发生了动摇，或者说，在尝试了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两种资本主义方案之后，走到了穷途。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是需要去探索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的，正如人类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没有把农业社会的制度和政府搬到工业社会一样，人类也不可能把工业社会的制度和政府搬到后工业社会中去。然而，西方国家的改革却没有提出突破管理型政府框架的追求，所以，会走向改革失灵这一结局。其次，由于管理型政府是服务于资本权益的实现的，所以，会把资本主义精神诠释到赤裸裸的境界，只不过在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中所使用的是“企业家精神”而不是“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学者就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政府的缺陷，提出了对公共性价值加以关注的要求，但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并没有采纳这些意见，更不用说根据这些理论去进行改革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理论一提出，立即得到了西方国家政府的响应。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新公共管理理论更合乎资本主义精神，更能在资本权益的实现中发挥作用。事实也证明，西方国家经历了30年的改革，就把社会的贫富悬殊推向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批评的“1%的人占有了99%的财富”来看，是应当归功于西方国家30年来的改革的，是应当归功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

与西方国家的改革不同，中国政府在改革的过程中始终是有保留、有选择地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理论和经验的，特别是中国紧紧扣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原则，才使中国政府的改革避免了西方国家的情况。现在看来，中国政府所提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改革目标，是一项具有前瞻性的目标追求，虽然在制度以及体制的安排中我们尚未看到积极进展，但是，作为一个理念的提出，已经发挥了无比巨大的积极效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的确立，才使中国政府避免了改革失灵局面的出现。也就是说，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念已经反映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中，这些行为汇聚成了一种巨大的力量，在遏制以及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方面发挥了作用。如果中国政府在未来一个时期能够在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的话，特别是在制度和体制安排上朝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方向前进，那么，中国政府就能够在领导中国社会的发展方面造就出历史性的伟大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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