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康之：我们为什么要建设服务型政府

我们知道，工业化也就是英国学者吉登斯所说的一个“脱域化”过程，整个世界的“交通”被打开，在资本主义开拓海外市场和对海外殖民的过程中，也传播了西方的治理文明。这种治理文明是属于工业社会的治理文明，在政府的意义上，就是以管理型政府的形式出现的。特别是在二战之后，随着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世界各国在选择什么样的政府的问题上，基本上学习和借鉴了西方国家的治理经验，选择了建立管理型政府的道路。但是，从后发展国家近几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来看，可以说，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没有能够达到像西方国家政府那样收放自如的境界。虽然学者们经常性地惊呼发现了这种模式或那种模式，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就会发现，学者们所说的所谓某种模式都属于一些夸大其词的表述，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

我们认为，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西方国家所建立起来的管理型政府就是一种典型形态。这是因为，西方经历过18世纪那样一场伟大的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而在其他国家，虽然也先后发生了类似西方的启蒙运动，但是，在彻底性方面，都远不及西方。所以，西方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的文化都无法给予管理型政府以充分的支持。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管理型政府是一种原生形态，而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管理型政府都属于次生形态的治理体系。所以，后发展国家的政府在自我的历史比较中可以看到管理型政府的优势，一旦进入国际社会进行横向比较时，立即就会发现自己实际上处在永恒的劣势地位。政府如此，我们又怎能不说后发展国家所制定的各种各样的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目标不是空想呢。其实，后发展国家在管理型政府的领导下是永远也不可能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国家的，西方国家无论在某个时期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也不会把其领先地位拱手让予后发展国家。我们看到，日本的崛起曾经给予亚洲国家以无限的希望，以为可以赶超欧洲甚至美国。然而，现在这个希望破灭了。当然，对于一个致力于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努力使用管理型政府这一工具是有益的，但是，在整个工业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中，任何一个西方之外的国家试图用管理型政府领导其社会去赶超欧美，都不可能达成这样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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