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康之：我们为什么要建设服务型政府

第三，也有一些学者并不对服务型政府理论发表意见，而是在服务型政府研究的名义下探讨公共服务的问题，或者说，把服务型政府建设归结为公共服务的技术和方法改进。这种做法在治理的一般意义上是积极的，它对于解决当下的问题是有益的，但是，对于服务型政府建设这样一项战略性目标的转移而言，却是一种放弃理论追求的庸俗化的做法。更何况这一方面的学术叙述往往表现出了在服务型政府与公共服务之间偷换概念的做法，或者把服务型政府建设归结为公共服务的改善。我们看到，近代以来的管理型政府一直在改进公共服务方面做出各种各样的努力，管理型政府充分意识到了公共服务的改善对于维护和促进资本权益实现的意义，特别是在二战之后，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理论以及福利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公共服务的品质不断地得到提升。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遇到了无法突破的瓶颈后，采取了民营化等措施去进一步改善公共服务。今天看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服务状况是远远优越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但是，这种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质量并不能简单地归功于管理型政府本身，而是由于复杂原因所造成的。首先，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有着长达几个世纪对后发达国家的财富掠夺，使它们积累起巨额财富去支持公共服务质量的不断提升。其次，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发达国家由于处在世界的中心地带，使全世界创造的财富都可以自动地流向这些国家和地区，而生成于这些国家和地区中的危机因素，则不断地向边缘地带的国家转移，这使它们显示出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的能力。对于后发展国家，所有这些优势都是不存在的，如果要求其政府提供与发达国家同样的公共服务，那是不切实际的。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除了在一切操作性的技术方面，是不可能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公共服务方面的经验的。在管理型政府模式下，后发展国家是没有在公共服务方面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的“资本”的，唯有通过政府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去开辟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路径。从西方发展发达国家的情况下看，其资本主义的社会基本结构以及管理型政府的政治生态也决定了它在公共服务的改善方面有着一个不可突破的“天花板”。比如，美国与欧洲近期出现了经济衰退虽然有着复杂的原因，其中，公共服务的改进走到了其顶点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一些福利国家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所以，关于公共服务的改进和完善问题，虽然在后发展国家那里还有着很大的空间，但是，如果在管理型政府的框架下去探讨公共服务的问题，已经到了无可走的地步了。服务型政府建设不能够归结为公共服务的改善，但是，如果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的话，那么，当前公共服务中所存在的一切问题都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所以，研究公共服务的问题，必须把现有的逻辑颠倒过来，不是通过公共服务的研究去寻求建构服务型政府的方案，而是需要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去发现解决一切公共服务问题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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