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康之：我们为什么要建设服务型政府

此外，我们还看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其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驱动力来自于海外市场的开拓和海外殖民以及资源掠夺，随着原始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结束，一些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已经在国际格局中获得了稳固的主导性地位。因而，整个世界也被编织到了一个“中心—边缘结构”之中。在这个中心—边缘结构中，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和交流，处在世界边缘地带的国家所创造的财富总能够顺畅地流向处在世界中心地带的国家中去，其中也包括优质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同时，处在世界中心地带的国家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危机，都可以顺利地被转移到那些处在世界边缘地带的国家中去，即使出现了转嫁危机阻滞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军事手段加以解决。在这种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处在世界边缘地带的国家是无能为力的，即使像日本那样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国家，也会在一场货币战争中“失血”，更何况那些把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寄托于西方国家繁荣基础上的国家了。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中，第一，人们是按照西方国家所赐予的话语体系去思维的；第二，各个国家是使用在西方国家生成的管理型政府去治理社会的。所以，一种永恒的劣势地位决定了追赶发达国家肯定会成为一场无法实现的梦想。

这是不是意味着后发展国家必须接受世界中心—边缘结构所作出的命运安排呢？我们认为，不是这样的。只要我们能够建构起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特别是发现一种新型的政府模式，就会使这种命运改变。其实，西方国家的经验以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我们知道，西方国家的农业社会是极其落后的，但是，由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发现了管理型政府模式，从而在管理型政府的领导下迅速地发展了起来，取得了世界领先的地位。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在人类社会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及时地发现了一种适应工业社会治理要求的政府。同样，中国历史上的教训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常说，中国的明末清初就出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但是，中国发达的农业社会治理文明以及统治型政府总是摧残甚至扼杀正在萌芽状态的市场经济因素，从而使中国近代的发展落在了世界的后面。一种发达的文明状态，一个发育得非常典型的政府模式，往往会在历史转型的过程中变成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包袱。中国历史的教训就在于此。现在，人类社会正在掀起一场后工业化的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的社会转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谁率先发现了和建构起了适应后工业社会要求的政府，谁就能够走到世界的前列去。所以，就当前的情况而言，国家间的竞争并不是人们常说的那些事项，而是一场探寻适应后工业社会要求的政府模式的竞赛。这种新型的政府，就是我们所要加以建设的服务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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