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康之 张乾友：效率与公平的两种解决方案
——对新制度主义与罗尔斯的比较

我们知道，神权时代结束后，人类社会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要证明主权归属与人民，二是要证明国家的合法性。契约论的出现解决了这两大难题，人民主权成为毋庸置疑的真理，国家也凭其主权执行者的身份在神权消亡后重新获得了合法性证明。现代国家建立以后，人民主权成了宪政基石，这已经是不证自明的了。同时，“代议民主”的确立，也为国家找到了存在之合法性得以实现的路径。故而，现代政治的发展，确立了国家代行主权的正义性，从而使正义原则的选取和分配正义的供给，都纳入到了国家职责的范围中了。由于现代国家转向了“宪政”和“代议民主”的方向，因而也远离了启蒙时期的契约论原则，所以，到了20世纪，契约论已经很少被关注现实的政治思想家们提及了。

但是，正是在契约论走向式微的时候，罗尔斯继承了契约论的传统，选择由个人而不是国家决定正义原则和供给分配正义的立场。在罗尔斯的理论中，显然包含着这样一种考虑：在分配正义的供给上，由于国家掌握着权力，因而，它会从作为正义供给者的角色而转变成“利维坦”，并破坏正义。所以，罗尔斯选择了一条绕开国家的路径，试图通过“原初状态”的设定而让个人去选择正义原则和决定分配正义。但是，当罗尔斯这样做的时候，他没有考虑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原初状态如何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实践?如何转化为一种有价值的制度安排?如果无法实现这种转化，那么关于原初状态的设定除了能够满足思维游戏的要求之外，又有什么实际价值呢?所以，我们不能不说罗尔斯的理论只是现代乌托邦的另一种形态。

通过回顾新制度主义和罗尔斯关于效率与公平的两种解决方案，我们发现，它们理论的逻辑所导向的是对国家(政府)的不同态度。在罗尔斯的方案中，由于提出了“公正”的问题，从而统合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显然使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得到了合理的解决。特别是当罗尔斯实现了这一点的时候，是建立在让“无知之幕”中的个人作出选择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在学术界，特别是伦理学的研究者，往往把罗尔斯归为“制度伦理”的集大成者，实际上，他的制度伦理中的所谓制度，更多地具有早期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制度色彩。就此而言，罗尔斯在对待国家的态度上，是保守主义的。但是，由于罗尔斯总是极力要避免早期自由主义理论上的粗糙、简单化和庸俗化，以至于他所建构起来的这一精致的理论无法落实到实践中去。所以，罗尔斯的巨大影响仅仅局限在思想界和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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