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乐强：重新理解 《资本论》的哲学意义及其历史地位

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也存在着相似的阶段。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以人本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用一种理想化的类本质 ( 自由自觉的劳动) 来批判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 ( 异化劳动) ，将二者直接对立起来。这种历史观仍停留在 “外在历史观”的层面上。随着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思想的发展，他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现了历史观的重大转变，超越了前期的 “外在历史观”，创立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但客观而言，此时他并没有科学理解物质生产与自由活动的辩证关系。虽然他已经超出了资产阶级的狭隘视野，认识到物质生产变革对自由的重要性，但在根基上并没有彻底摆脱斯密的 “内在历史观”——即 “自由活动在物质生产之中”——的影响，他把物质生产看作 “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第 128 页) ，就是最直接的证明。这一问题的科学解决恰恰是在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完成的。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物质生产 “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第 928 -929 页) 那种完全脱离物质生产的自由只能是虚妄的自由; 同样，那种完全停留在物质生产领域之中的 “自由”永远都是必然王国中的自由，而不是真正的自由。在后者中，劳动已不再是生产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 ( 人作为 “劳动力商品”而存在) ，也不再是纯粹为了满足人的自然需求的一般劳动 ( 人作为 “劳动者”而存在) ，而是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尺度。它既不是对劳动的单纯继承，也不是对它的简单废除，而是对它的积极扬弃。以此来看，《资本论》中的历史观既实现了对人本主义 “外在历史观”的扬弃，也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 “内在历史观”的超越，将科学的经济分析与人道主义的价值批判有机地统一起来，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思想。

其次，《资本论》以 “科学抽象”和 “历史本质论”为基础，分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拜物教的辩证关系，在主体向度上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虽然创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但是他并没有科学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关系问题。他天真地以为无产阶级能够很容易实现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决裂，产生彻底的革命精神，并借助于无产阶级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种看法低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建构力量，没有看到无产阶级自身的拜物教化问题，更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工人冲破国家意识形态和观念拜物教束缚的实践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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