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乐强：重新理解 《资本论》的哲学意义及其历史地位

马克思的 “抽象法”既不是个人头脑中发生的主观推测，也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思维的纯粹抽象，更不是一种对现象材料归纳总结的经验抽象，而是一种奠基在历史发生学之上的科学抽象。譬如，马克思对价值的分析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他指出: “价值表现为一种抽象，而只有在货币已经确立的时候才可能表现为这样的抽象……因此，在分析展开的过程中不仅显示出像资本这样的属于一定历史时代的形式所具有的历史性质，而且还会显示出像价值这样的表现为纯粹的抽象的规定，显示出这些规定被抽象出来的那些历史基础，也就是它们只有在其中表现为这种抽象的那些历史基础……价值概念完全属于现代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价值概念泄露了资本的秘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180 页) 同样，货币关系和资本关系的抽象也是如此，它们并不是外在现象的纯粹同一性，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呈现出来的本质抽象。因此，如果说黑格尔借助于神目观实现了由 “多”到 “一”的过程，那么，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过程已经真实地发生了: 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以太，成为支配一切的抽象存在，它不再是形而上学的思辨抽象，也不是纯粹的经验归纳，而是一种客观的本质存在。基于此，马克思才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114 页)可以说，这种抽象才真正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逻辑支撑。

由此可见，首先，马克思的抽象法与黑格尔的抽象法存在着根本之别。后者实际上是用一种在历史中根本不存在的虚假本质来构造历史，因此，他所谓的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以及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实际上都是内在统一于观念的，在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神学虚构。而马克思的抽象法则扬弃了黑格尔的思辨性，将抽象的根基奠定在对历史真实本质的剖析之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本质和运行机制的科学解剖，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辩证法。因此，当海德格尔将马克思的抽象法还原为黑格尔的思辨方法时，已经抹杀了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同样，当阿格里塔指责马克思的 《资本论》始终停留在概念的逻辑演绎上时，他完全忽视了马克思抽象的历史基础，阉割了这一方法的革命性意义。其次，马克思的抽象法是对一切经验抽象和归纳抽象的根本超越，是一种方法论革命。“科学的抽象和片面的经验归纳不同，它不是从大量的事例中抽取一般的东西来制造同一性，如所有天鹅都是白的等等，而是通过对同一对象的深入分析，区别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以便在最纯粹、最简单的形态上把握对象。”( 《孙伯鍨哲学文存》第 4 卷，第 279 页) 因此，当德拉 - 沃尔佩和科莱蒂将马克思的抽象法直接等同于实证科学的归纳方法时，已经完全扭曲了马克思方法论变革的实质; 仅仅立足于实证主义的归纳抽象，是永远不可能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在精髓的。再次，马克思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抽象的同时，彻底斩断了经验主义的遗迹，在方法论上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全面扬弃。

基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资本论》的方法论不仅是对近代形而上学的思辨抽象的革命，而且也是对一切近代经验方法论的扬弃，是一种辩证的历史的科学方法论，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和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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