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慧林：“本地化”还是“处境化”

与意识形态方式的趋同，是指现行的某些宣教、团契等途径与“文革”传统具有太多的相似性。如果说“文革”曾经使某种意识形态“宗教化”，那么宗教也并非不可能被“意识形态化”。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化”并不仅仅是依附于某种意识形态，而且完全可能是代行意识形态的功能，完全可能在对立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因袭意识形态的某些性质。关于这一点，汉语语境所能提供的教训尤其深刻。

1970年代，一些欧洲学者的“毛泽东研究”曾对基督教与中国的意识形态作过极端理想化的“误读”。比如法国学者Guy Lardreau和Christian Jambert就对早期基督教和毛泽东的教导进行了平行比较，认为二者存在着许多相同之处：

第一， 基督教的“让死人埋葬死人”可以比之于毛泽东的“破坏旧道德，建设新道德”，二者均有“要求摆脱家庭束缚的意味”。

第二， 他们认为基督教与毛泽东都是在追求一种彻底的变革，所以基督教要求一心向善(single-minded purity)，毛要求“斗私”(to reject the heart of the world)。

第三， 毛泽东和基督教都期待着新的律法、新的世界。在他们看来，“文革”并不是通常的意识形态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都是用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取代旧的意识形态，而压迫并没有消灭、还会在新的形式下重新出现;“文革”所指向的却是新的价值和新型的人。因此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ongoing criticize)最受称赞。

第四， 他们认为基督教的修道制度在毛泽东的教导中体现为对完美的追求：“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还有学者将毛泽东称为“中国的圣人(sage)”：“毛泽东当然可以被视为无神论者或者泛神论者，但是应当在他写作的语境中去理解他。……像一位新的摩西，毛带领人民挣脱了专制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枷锁。在长征的英雄年代，就像走向应许之地一样，就像上帝、人与自然的恰当伦理关系是在荒野中出现于十诫，中国人是在红军漫长、流血的征途中觉醒，并走向人与领袖的社会主义伦理关系——这位领袖从而被视为神圣，有如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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