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慧林：“本地化”还是“处境化”

“本地化”在学理方面难以获得实质性的成果，似乎只能被逼向形式方面的种种设计和改革。所以尽管在赵紫宸看来“基督教……与吾国的风尚习俗如何发生关系，实为肤浅的问题”，尽管他从一开始就对“勉强戴上儒冠、穿上道袍、蹈上僧鞋”的“本地化”不以为然，批评那只是“大家打口号，……找出些儒冠方巾之类的东西来”， 关于婚丧嫁娶、节日礼仪等问题的讨论还是大量出现了。乃至“如何利用固有的民情风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视为“本色教会第一要紧的问题”。 曾经在赵紫宸《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文中遭到批评的“肤浅”，在1944年宋诚之的一篇同名文章中却从“孝道”和“纪念祖先”直接过渡为“基督徒祀祖”的11条“具体之建议”。 而针对宋诚之的反驳文章，则不过是要“转移风气”、“改良生活”、或者“设立老人院”等等。

如上所述的“本地化”过程，虽然几度曲折、偶有旁骛，从总体上看仍然是对于外来批判的被动反应。因此无论教会人士还是一般信众，能以任何方式的“本地化”寻求更多的认同感，都不失为缓解“洋教丑号”的一种良策。一旦“本地化”得以成立，批判基督教似乎也就成了对批判者自身的批判。方豪《论中西文化传统》一文所附的《答客问》，将这一“以己之矛”的逻辑推演至极：

问：天主教既与儒教合辙，则行孔子之道足矣，何必更益以天主教?

曰：……孔子著书垂训，岂欲人尊拜己哉?欲人遵厥说，而力行之耳。……尊奉天主，正践孔子之言，守孔子之训也。乃猥云：儒说已足，不待天主教，非特天主之罪人，实孔子之罪人也!……为此说者，非惟不知天主，亦不知孔子者也。

然《答客问》实在只是强作辨词，不足与道。这样的辨词既不能使基督教在一个异质的语境中真正立身，也无助于解决“本地化”的理想与现实之矛盾。

实际上，“本地化”的概念还潜存着一个更带普遍性的问题，即：对于任何一种语境而言，基督教可能都必然是“异质”的。无论汉语语境中的“本地化”还是中世纪欧洲的“俗语化”(vernacularization)，作为以信仰为对象的特殊诠释活动，都必须持守其中的异质性张力。关于这一点，钟鸣旦曾多次提到一种相当精彩的看法，即：基督教“对任何文化……都是挑战性的、干扰而陌生的”，“必须与原有的文化或环境造成一种分裂”;而事实上“西方人对基督教的感觉太自然了”，不再感到“震惊和伤害”，基督教与西方文化逐渐“被认同为一”，因此“这或许可说是一个悲剧”。 其悲剧的核心，正在于“认同”遮蔽了“异质性”的挑战。“本地化”的理想所要面对的，往往就是这种现实的悲剧命运。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甘易逢神父才认为“若中国礼仪之争带来不同后果，那么基督宗教可能成了帝皇儒家思想的支流，失却了原本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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