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慧林：“本地化”还是“处境化”

“本地化”还是“处境化”：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诠释

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无论是就思想层面、体制层面、还是受众层面而言，教理的讲授与理解都是根本的前提。从而这一传播过程，实际上就是基督教在异质语境中所必然经历的诠释活动。在这样的意义上，任何一种“教理的讲授和理解”都不可能与“被讲授和理解的教理”完全重合。因此只要承认基督教的传播是一种特定语境中的诠释活动，“本地化”就当属题中之意。

但是我们实际运用的“本地化”概念，又并不是如此单纯，其中始终存在着两种显而易见的动因，即：传播者的宣教策略以及受化者的身份危机。当“本地化”不仅是事实的描述、而含有较为积极的价值选择时，它首先成为了一个操作性的命题，乃至立即衍生出一种“运动”。 人们显然是希望通过基督教的“本地化”，使其在汉语语境中获得合法性依据，并且使“中国人”与“基督徒”之间的身份张力得以解决。

值得关注的是：“本地化”既可能“转变、再造原有的文化” ，也可能被原有的文化所消解 。如果考虑到这种双重的可能性，我们或许应当追究这样两类问题：第一，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地化”诠释、特别是实际的接受，是否反映了“本地化”可能包含的理想形态?其“本地化”的历史与现状，能否使基督教在汉语语境中获得合法性身份?第二，既然并不存在什么“回归原始本意”的可能，那么基督教对当代中国人的针对性意义何在?是否可以通过着力诠释基督教思想中的普遍价值，而为“本地化”赋予新的涵义?

一、汉语语境中的“本地化”理想及其现实

天主教学者对“本地化”及其相关概念进行过相当细致的辨析和归纳。其中较近的著作如钟鸣旦(Nicholas Standaert)《本地化：谈福音与文化》(1993)，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晚明基督论》(1999)和吴智勋主编的《神思》第47辑《教会本地化》(2000)。通过这些学者的讨论，“本地化”得到了越来越清晰的限定，然而在具体的汉语语境中，还需要进一步区分这一概念的理想界说与其实际意指，并且进一步发掘从“适应化”、“本地化”到“处境化”的可能延伸。

“适应化”(accommodation或adaptation)被认为始于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和利玛窦的(Matteo Ricci)传教策略。 按照钟鸣旦的归纳，这一传教策略包括四步：“适应之道”是指学习中文、入境随俗、儒服儒冠等等;“向社会名流传福音”是要通过研读孔孟经书，打入官场与儒生之间;“引进西方科技”，意在“激发饱学之士的兴趣”;而“包容之心”，则表达了传教者对中国文化及其价值系统的开放态度。 因此质而言之，这四步的主旨无非都是对受众及其语境的“适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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