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慧林：“本地化”还是“处境化”

二、汉语语境中的“处境化”诠释及其问题

如果将基督教的信仰及其传播置于解释学的构架，那么教会不仅是一个“信仰的群体”(community of faith)，而且首先是一个“话语的群体”(community of discourse)。“话语”当然不会意味着“自说自话”，而是要带着信仰的异质性张力，在现实的语境中表达出自身价值的针对性意义。因此无论“本地化”的得失如何，基督教都必须进入中国人的现实经验。这既是“处境化”的机缘和根据，也是基督教在汉语语境中所要面对的另一困难。

按照天主教学者费洛伦查的观点：“恰当的神学方法总是接受不同的资源和标准，……它并不仅仅是让当代的问题符合传统的答案或象征，相反，神学的方法是要判断传统由何而成，是要判断传统之中的范式何在。神学方法要反应……传统的以及我们自身的处境，要考虑不断在多元的声音中得以表达的群体实践和经验，从而才能成为真正的天主教神学。”

所谓“传统的答案或象征”、“传统中的范式”等等，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本地化”诠释结构(interpretive framework)——无论它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恰当的神学方法”并非受制于这一诠释结构，却是要判断它“由何而成”;我们自身的“处境”和不同的“经验”，则应当是神学的直接对象。由此理解“真正的天主教神学”，至少会为“本地化”的讨论带来两层提示：第一，信仰本身应当能够超越被给定的文化载体;第二，“本地化”倘若摆脱“本文化化”的诠释惯性，或许可以通过“处境化”的具体经验延伸自己的理想。

柯毅霖在考辨“本地化”一词的时候，明确提出“境际化(inter-culturality)更能描绘本地化的动力”。 “境际化”，通常可译为“跨文化性”。它所强调的已经不是传播者或接受者当中的任何一方，却是“同一的福音”。从“跨文化性”界说“本地化的动力”，实际上是将基督教信仰的传播视为一种普遍的理解活动，而不仅仅是西方向东方的文化移植。因此这样的“本地化”之要点，首先在于信仰与生存价值的关联，却并非信仰与文化载体的关联。“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之为谓，可能更多地包含了这样的潜台词。基督教在汉语语境中逐步凸显的三种诠释结构，也暗示着“本地化”向“处境化”的延伸，即：唐代景教的“以佛老释耶”，明清以降的“以儒释耶”，以及主要体现于“文革”之后的“以生存经验释耶”之趋势。 相对而言，前两种诠释结构较多传统的“本地化”色彩，后一种则大体上是“处境化”的——虽然我们可以从下文中发现：这种“处境化”在信仰实践中的执著点，还并不是对存在本身的关注(existential concern)，而是比较具体的现实经验。

类似的看法在当代的汉语天主教学者那里也有所表达。吴智勋就曾引述房志荣、张春申等人的相关见解，进而认为“本土神学”不是“向文化投降”，因为教会与神学的“超越性及内在性……不属于任何特殊的文化”;同时他也指出“本土神学必须解答现实环境中人的切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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