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慧林：“本地化”还是“处境化”

然而尽管“处境化”更加注重“活着的文化”，而较少借助已经凝固在传统之中的诠释符号，它所带来的机缘却未必能使其摆脱“本地化”的尴尬，未必能改变国人信仰中的传统模式。就连从根本上支撑“处境化诠释”的“生存经验”本身，也可能被这种“活着的文化”瓦解为“求同”、“务实”的碎片。

比如上述“本土神学”的“原则”当然很好，不过，如果只是一般地根据“自由、公义、爱主爱人、喜乐、平安”等等“福音启示”去“辨别本土化的正确性”，似乎又会回到以何种诠释结构界定这些“福音启示”的问题;如果仍然用“不抽烟、不喝酒、不再殴打妻子”或者抵御“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等等彰显“福音启示”，那么又与世俗的人伦道德何异? 从一定意义上说，基督教在汉语语境中的这一类“处境化”结果，已经在近20年基督教的迅速发展中演化为新的问题。

一般而言，基督教的伦理作用及其对社会结构性空缺的弥补，可能是它在中国大陆得到迅速传播的主要原因，也是其“处境化”诠释的核心内容。

基督教的伦理作用，实际上自有明以来便是“本地化”诠释的主要关注点，但是由于信仰伦理与世俗伦理的意义从来没有得到有效的区分，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伦理基本上是与儒家道德合一的。 在1980年代以来基督教再度迅速传播的背景下，对于基督教伦理的世俗化理解又得到了教俗两界的共同肯定。教外研究者提供的一些善意的调查报告常常会着重说明：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对于改善当地社会秩序、提高大众的道德水准等，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教会内部也以佛教的“利乐有情”、道教的“两世吉庆”相应，提出“荣神益人”的口号，并表彰修桥铺路、植树造林中的基督徒积极分子和“五好家庭”等等。 这些进展当然可以标志着基督教已经更多地为中国社会所接纳，但是如果将其纳入“本地化”——“处境化”的链条，也可以看出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在神学理念上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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