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慧林：“本地化”还是“处境化”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必须暂时搁置基督教的功能层面，进入其意义层面。在我看来，这应当包括三种根本性的讨论， 其共同的进路都在于将人文学的生存关注推至极限，使基督教神学的价值意义得以凸显。

首先是通过“知”的探究，发现神学解释学的空间。即：在承认认识的有限性、理性的有限性、真理的有限性之前提下，如何解决意义的确认问题?

其次是通过“意”的界说，追寻神学伦理学的意义。即：在意识到一切人类价值的片面性、相对性和自相矛盾性的同时，如何落实善的要求?如何使“道德正当”得到正义之信念的支持?

再次是通过“情”的价值，拓展神学美学所表达的人类期待。即：如何超越艺术的教化目的和审美目的，将其还原为“不可见理想”的“唯一可见形式”，从而与人类的终极体悟及其自我拯救的希望相沟通。

上述的三种研究进路，并不仅仅是由于“知”、“意”、“情”代表着人文学领域的三个基本维度，也并非要以基督教的价值完成真、善、美的整合，更不意味着任何一种宗教或传统可以重新主宰世界。它最终的落实，也许应当是一种价值论的神学(Axiological Theology)或者神学的价值论(Theological Axiology)。毕竟，要论证基督教在功能层面的价值，要探究基督教对于社会-文化的作用，不能不取道于意义层面的人文学(或者神学)解说。否则，基督教无法在汉语语境中立足 ，也同样无法回答西方世界的挑战。

一位在香港信义宗神学院执教多年的芬兰神学家考斯奇卡利奥(Toivo Koskikallio，即王为义)曾经说：在传统的基督教国家疏离上帝的，是邪恶之人;而在非基督教传统的中国，不信教只是因为“无动于衷”而已。 而如何才有可能“情动于中”乃至“形于言”，应当是神学诠释的真正使命。即使某些诠释被视为“批判性的和破坏性的”，用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话说，也会“冒一种风险”，因为“除了逐步同文本的真理妥协和冒险倒向它之外，……诠释还能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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