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对“国进民退”不能妖魔化

“政府公司化”成就苏南模式

当前，中国的制造业已跃居世界第一，其中苏南地区的发展势头尤其受人瞩目。看待这一成绩，不能割断历史只看当前。苏南的工业化扩张始于80年代乡镇企业的崛起，而乡镇企业又是依托农村集体所有制时期的群体理性与合作文化，即我们在《解读苏南》书里介绍的村社理性。

村社理性是乡土中国异于西方典型个体理性及其派生逻辑的一个核心机制。与传统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密切相关的村社理性长期存在，主要体现在单家独户之外、需集结众家之力才能办成的领域，如治安团防和水利灌溉。在苏南乡镇企业发展早期，村社内部得以通过资源资本化整合来内向型地完成工业资本积累，获取全村综合收益最大化。苏南地区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中国在70年代大规模引进西方设备，造成中央政府1974年和1979年两次严重的内外债务危机，有一定创汇能力的江苏地方政府借机从中央获得了财政、外汇和外贸的部分自主权，地方政府有了追求收益的明确利益动机，就参照国家资本主导工业化的管理方式来发展乡村集体经济，遂派生了地方政府公司化。接着赶上农村改革，提高了农民的货币收入，国内突然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低档次工业品市场空间。苏南地区改革开放之前属于国家工业投资的重点地区，在农村创造的内需带来的市场空间突然增加的条件下，城市工业受需求拉动就有向农村扩散的条件，因此苏南农村基本上是“复制翻版”沿江城市工业，乡镇企业起点较高。

苏南地区正是这种以地方政府控制来全额占有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在没有土地管理法和劳动法的时期，降低了地方工业化启动成本、快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乡镇企业带动了苏南经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出现连续10年的高速增长。其中，“地方政府公司化”体制下的乡村两级政府都以总公司名义直接参与市场活动。

这就是最早受到关注的苏南模式，或者说老苏南模式。

新世纪以来的新苏南模式，相比老苏南模式又有一些变化。到上世纪90年代，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的老苏南模式开始改制，主要由于1988-1989年和1993-1994年两次宏观经济周期性危机爆发、国家应对政策调整，连续遭遇通胀和紧缩的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却把开支刚性直接向企业转嫁，造成乡村两级总公司的“债务”危机。遂在“地方政府甩包袱”的政策推动下，发生乡镇企业大规模改制。

值得注意的是1992-93年中国经济过热，在“地方大干快上而中央政府承担最终责任”的体制矛盾导致的财政、金融和外汇三大赤字同步爆发和CPI陡然提高到24%以上的危机压力下，中央政府只能实行国债、货币同步增发和本币大幅度贬值的对策。此后，一方面提高了国内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吸引了外国资金进入，这都客观上因应了新世纪前后国际新一轮产业资本转移寻找“要素价格低谷”的需求。产业转移同时西方是“低利率+高汇率”，需要对接的是中国90年代的这种“高利率+低汇率”才能形成超值投资回报，而中国政府壮士断腕促推的资产出售和金融市场化，更应和了外资需求。因此，发生跨国公司产业向中国进行转移，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通胀率带动资金利率上升，遂成为世界FDI（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主要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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