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对“国进民退”不能妖魔化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随着国家利用外资政策的逐渐放宽，与外商合作或直接由外商投资办企业可以在短期内见效，直接体现地方政绩。因此，延续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苏南，便合乎逻辑地成为招商引资的大力倡导者和积极扶持产业资本的实践者。为改制之后的乡镇企业利用外资创造条件，成为地方政府的优先选择，区域之间竞相开出优惠政策引资。

招商引资的各地政府竞争，根本上取决于外资进入的交易成本。由于公司化政府的亲外资制度安排，加上苏南地区在工业化基础，公共建设水平，地理区位，优质劳动力供给，社会治理各方面都具有优势，都能直接或间接降低外资的交易成本。因此，苏南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成果更为突出，形成了新苏南模式——在这个大趋势之下，原有的主要体现“一般贸易”的苏南，势必向岭南那种主要靠外需的“加工贸易”转变——所谓新苏南，实际上是逐渐趋同于珠三角。

政府打造的苏南领头羊

作为苏南的领头羊，苏州工业园区吸引了大批国际知名企业进驻。这些高端企业的进入固然与国际市场上资本要素过剩，资源要素重新定价有关。园区内产业结构升级，将不合环保标准的企业淘汰，吸引上下游行业的众多中小企业相继落户园区，不仅与大企业形成产品与服务上的互补，而且造成产业内部各个生产环节之间的交易成本下降，园区产业集聚效应逐渐显现。

中国人地资源关系高度紧张，土地资源资本化并不容易。要么是外部资本与本地分散的小土地所有者之间由于交易成本过高而无法达成交易。要么是资本和地方政府联合，强行推动土地资本化，即使短期可以取得进展，但为后续的社会治理埋下了冲突隐忧。

如果政府不在开发区建设中直接主导经济结构调整，就很容易陷入一般化的“土地财政+群体性冲突”的发展困境——各地招商引资中的政府竞争，土地一级开发的盈利空间已经大大压缩。政府很难有足够的财力充分补偿失地农民，并改善社会保障，这已成为土地开发中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政府要完成后续基础设施投资和促进产业升级，就更谈不上了。

但是，在苏州工业园区体现了地方政府公司化的长远收益预期——直接参与工业用地的后期增值收益分配，弥补作为开发者的前期亏损，也是政府能够通过再分配对失地、动迁农民进行补偿的必要条件。此外，政府还可以凭借其土地开发出让中的垄断地位将收益溢出效应内部化。其中包括工业园区带动了房地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的繁荣，而房地产业和服务业的土地出让价格远远高于工业用地。其次是房地产开发中的各种税费在政府地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

此外，苏州工业园区扩张速度很快，带动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步，导致被征地农民的收益预期也能够与地方政府比较一致，引起的社会阵痛就相对温和。可见，其内在机制和经验值得充分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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