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对“国进民退”不能妖魔化

但二战之后，照搬西方制度及其文化体系并据此完成本国工业化的发展中大国，少之又少。就世界范围来看，在所有原住民人口过亿的第三世界国家中，中国是唯一短期内形成了结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国家。主流理论家会说：中国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但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也有这项优势甚至更突出，但却没有完成工业化。因此，无法仅以劳动力“比较优势”，来解释中国经济高增长。从原始积累、结构调整和产业扩张的三段论，看其经济主体内在机制，才可能了解中国“比较优势”之所在。

土地革命之前的中国，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相对处于被边缘化的非主流地位，通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以及战后摆脱列强控制的维护主权斗争，完成了现代国家的政治建设。建国以后，结合几千年传统灌溉农业形成的群体文明中的村社理性（不同于西方的个体理性），中国形成了整合社会资源的有效机制。

在工业化初期内生性的体制中，首先形成的，其实是政府公司化——各级政府作为经济主体使资本积累直接内化于政府，这就能够内部化处理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更为严重的外部性问题。其次是单位制，在遭遇危机、特别是外部资本突然中辍时，政府通过高度组织化的集体单位，组织起规模劳动力投入来替代工业化初期极度稀缺的资本要素。这两点，可视为中国原始积累阶段的关键制度内涵，也是中国这种内向型国家资本积累的核心“比较优势”。

对“国进民退” 不能妖魔化

中国当前的经济争论中不乏“国进民退”的批评，我从不参与这类争论。但对这个所谓“国进民退”，人们应该看到其大背景，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济因内需不足而生产过剩，同时面临东亚金融风暴造成外需下降的严重危机！1999年，林毅夫指出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劳动力过剩与生产过剩，二者互为因果、高度相关，劳动力过剩劳工价格下跌，就会加剧内需不足，恶化产业过剩。这在西方也属于市场失灵，没有好的化解方法。当历史上西方国家遭遇这个生产过剩矛盾的时候，结果就是世界大战，用战争来摧毁过剩的生产能力。但，当中国遭遇同类危机时，决策者跳出意识形态的桎梏，在1999年以后的10年间，中央政府以超过10万亿的国债投资，先后启动了西部大开发、全国高速公路网建设、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新农村建设、地震灾后重建等多个重大国家工程，借助国债投资拉动经济，1998年以后对中西部各省GDP增长的贡献率至少是3个百分点甚至更高，基本建设带动非农就业，基本上化解了双重过剩危机。

诚然，这种国家大规模直接投入的政策，也会派生出一些问题。比如政府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而内需还是相对不振。任何一项经济政策解决问题的同时，总会创造新的问题，不平衡是肯定存在的，人们需要综合权衡利弊，实事求是地构建对政府公司化体制的有效制约。另一方面，既然国债投资本质是把未来税收提前用在基本建设领域，那就应该是公共部门主要通过国有企业操作，而不是交给私人部门，以保证公平效率兼顾和应对社会问责；这是发生所谓“国进民退”的客观背景。相对而言，美国在金融危机后也启动了国债投资，但主要用于救助私人金融部门，滥发信用进入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拉动不大；于是就有99%的人利益受损，发生占领华尔街等社会运动。欧洲更糟，只能增发欧元货币而不能发欧盟的统一国债，金融危机爆发后几乎不可能靠国债投入公共建设拉动经济；面对失业增加和街头暴力泛滥，基本是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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