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对“国进民退”不能妖魔化

苏南为何能赶超浙南？

老苏南模式是强政府主导下的，比较典型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政府实际上是市场上的竞争主体。同时，当然兼有多项政府角色和兼顾社会治理。在中央政府放权让利之后形成的“地方政府公司化”体制下，乡镇企业承接沿江老工业基地的经济辐射，是苏南早期农村工业化原始积累得以获取“非直接投资资本和非规范技术”这两个关键要素而迅速发展的外部条件。借助传统村社理性为实质的集体所有制，形成资源资本化综合性收益内部共享和外部性风险内部化处理的相关机制，则是苏南乡镇企业短期完成内向型原始积累的内部条件。随之，这一“强政府”的制度安排同样体现在苏州工业园区与外商规模投资之间交易成本较低，有利于促成产业集群效应。看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的路径依赖与早期原始积累不是靠市场自发力量形成的制度有关。

在中国国内，浙南模式同样很受关注。浙南模式之不同于苏南模式，主要是最初的私人性质的外向型资本原始积累与苏南集体化的内向型原始积累不同。

浙江的温州、台州地区，原来地处对台前线，几乎没有国家工业投资，地下也几乎没有矿产，县级以下除了人民银行和糖烟酒专营之外几乎没有国有经济，政府动员力量薄弱。相比之下，只有被农业资源短缺挤出来的过剩劳动力分散在国内外从事个体商业活动，才是浙南优势所在。

80年代前期、中期农民收入增加创造的市场空间突然扩大的时候，浙南也同样有了地方工业化的机遇，但没有条件像苏南那样照搬政府公司化接受城市工业的扩散。民间经济就从私人原始积累的作坊手工业开始发展，形成了小本经济自发积聚到城镇的地区特色。城镇中的小商品加工和私商结合起来，构成团地化的产业链贸易市场，于是，所谓“块状经济”发达起来。

但，最初的这种资本积累方式导致后来的路径依赖，大企业和资本集团发育极端困难。

在中央政府下放财政自主权以后，浙南地方政府的行为就和民营经济原始积累建立了密切联系。这主要是因为，地方财政来源只能靠民营企业。

但，由于地方政府按照制度规范来占有分散小企业收益的交易成本过高，很难提供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升级。于是，浙南各级干部纷纷入股民营经济，要不就“一家两制”。总之，地方政府官员在普遍参与私有制经济中，也学会了意识形态化地保护其获取地方经济增长收益的话语方式。

近年来的浙南出现的变化是：一方面中小企业的进入门槛很低，利润随着恶性竞争而不断摊薄；于是，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之后中小企业的分散性无法通过产业升级进入资本经济。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利润越来越低下，使得民间金融资本难以在实体产业中获利，遂脱离了实体产业，成为异化于实体经济的投机性金融资本。在对房地产、煤炭和其他资源的炒作风潮中，都可见温州民间短期集资投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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