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对“国进民退”不能妖魔化

迄今为止的浙南模式，仍然与苏南向岭南的加工贸易趋同不一样。这主要在于，浙南至今仍然维持了民间的小商品为主的一般贸易。但是，勉力维持着一般贸易的浙南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抗御全球化带来的外部风险。

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如果从苏南经验来看近年重庆的改革，也有一定的相似性。重庆以往改革遗留问题较多，政府在灰色地带的治理结构也很复杂；近年来也在致力于重新塑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做足了功课。

重庆市的主要经验之所以在沿海引发争议，乃在各自所处的阶段不同。我们在重庆首先看到的，仍然是国企、外企和民企这三类产业资本的崛起，体现的也仍然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能够“集中力量干大事”的体制优势，通过政府掌握的国有企业来承接国债大规模投入于城市开发，不仅实现了政府将倍增的土地资源直接转化成巨额的土地资本化收益，而且无形中构建了土地这种第二财政和国企这种第三财政的政府收益。其阶段不同，表现在重庆政府把第二和第三财政直接用于民生新政和对山区库区的转移支付。

通过国企操作城市地产开发，重庆建立了引进外资和带动同类产业空间积聚的平台。在重庆这种缺乏区位优势的内陆山区，要与开发成本低几倍的沿海竞争大规模吸引外资进入，只有利用产业相对集中才能有减少产业内部交易成本的制度优势，而只有形成块状经济才能把外部性成本内部化的条件。

在全球危机打击下加快推进的区域整合上，重庆的区位与中国南向整合战略，应该是高度结合的。中国未来可以利用重庆这种一定区域范围内产业相对集中的优势来形成对周边的地缘整合。如果在西南建立了重庆这样一个产业平台，就可以使中国的产业资本向南延伸到缅甸和孟加拉，对中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构成一个通过基本建设拉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整体战略布局。

沿海地区近30年主要依靠地理区位优势获得先期发展机遇，而中国广大的内陆地区，主要依靠政府直接参与资源资本化的经济结构调整，才能摆脱区位条件不足和交通运输成本等方面的明显不利因素，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破。就这点而言，重庆的试验对中国内地深化改革和发展，具有典型意义。

在世界范围内看，只接受了最终产品生产线、而不能形成完整产业结构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了“低水平均衡”，打破低水平均衡需要持续而量大面广的投资，使产业间协调发展并取得规模效应，这远非一般的私人投资可以担当得起。政府集中全社会资源、优先发展前向产业，既降低了资本与政府之间的交易成本，也减少了资源配置中的无效“耗散”，是中国能在短时期内完成工业化三阶段——原始积累、结构调整和产业扩张的核心经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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