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对“国进民退”不能妖魔化

全球危机中的中国经验

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下，通过对中国与西方的经验比较和理论解读，我们就更能看清楚全球未来的趋势。

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撒切尔-里根适应金融资本阶段推进产业外移的制度演变之中，服务于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潮流很客观地成为西方主流，但未必适用于尚在“前工业化”阶段的第三世界。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全球化的确造富了华尔街金融集团，但同时，不仅加剧了弱势群体的制度性贫困，而且，越是超现代经济体如美国、英国和中国香港，标注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就越高；越是政治现代化的国家，其制度成本就越高，越难以化解债务危机。

随着2008年世界金融泡沫破灭引发连锁反应，不仅新自由主义，连带资本主义经济和代议制民主体制也开始在西方被质疑。最近西方世界的大趋势是主流学者对资本主义展开反思。预测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克鲁格曼，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导致了经济崩溃，只有依靠政府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甚至国有化才能拯救危机。2012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以“大转型：塑造新模式”为主题，也认为旧的资本主义模式不能适应今天的世界，试图用过去的方式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只会走进死胡同。

这完全符合我在多年的研究中经常强调的爱因斯坦的理论：人们不可能用造成这种问题的思路去解决这种问题。

在这个西方主流都自我反思的时候，中国人对苏南、浙南和重庆等不同发展经验的客观研究，也许能为超越西方意识形态提供某种理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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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发：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