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对“国进民退”不能妖魔化

之所以给出这样的判断，乃在于归纳了资本主义历史上发生过的三次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本扩张和矛盾转移。

第一次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原始积累初期，那是和殖民地扩张紧密相关的——欧洲国家占领了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南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夺取了工业化所需的资本、资源和市场，同时移出贫困人口，缓解社会矛盾，减少政治动乱。在通过殖民化推进资本原始积累的17到19世纪，不仅有血腥的“反人类罪”的奴隶三角贸易，而且欧洲各国之间为争夺殖民地爆发大量战争，最终导致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是在二战之后，在资本主义中期产业资本的扩张压力下，西方国家兴起了一般制造业的向外转移，避免了发达国家的全面产能过剩再次引发世界大战。同期，老殖民主义形成的世界秩序解体，全球反殖民化运动中形成大批新兴民族国家，成为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载体。发达国家内部的体力劳动工人减少和中产阶级社会运动促使社会福利改善，导致劳动力成本以及环境保护压力上升。

最近一次则是资本主义晚期的金融资本扩张，具体看就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正在演进的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金融化和资源资本化进程加快，导致后殖民化时期“币权”主导新地缘战略（亦称币缘战略），即美元集团与欧元集团在对抗性冲突中竞相滥发信用，最后是世界遭遇虚拟资本泡沫化的金融危机。

由于金融资本时代的信用扩张，本源于国家政治强权对货币体系的赋权；因此，这次华尔街金融海啸恶化为全球通胀危机，若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反映出的本质看，仍然是西方模式的现代化代价向全球转嫁。

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

各国的工业化，首先都要解决资本积累的问题。但在资本积累模式上，中国和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

新中国真正开始国家工业化，是在遭遇朝鲜战争的1950年。接着，是在1953年工业化原始积累加速的时候，通过建立统购统销+合作化运动来提取三农剩余。 1957年苏联中辍投资以后，则通过高度集体化完成了农村社会的准军事化，完成了节约原始积累的交易费用的制度建设。这种制度下的国家能够成规模地集中劳动力，以替代极度稀缺的资本。这个替代机制非常重要，因为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遭遇资本极度稀缺的挑战，一般都堕入发展陷阱。只有中国能够在苏联撤资后，靠自力更生启动二次工业化，虽然支付了巨大社会代价，但还是用了30年完成工业资本原始积累，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国家工业体系，跳出了发展中国家深陷其中的发展陷阱。

资本积累模式直接决定了此后的制度形态及其后来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是战后从西方殖民地独立而来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大都在追求国家富强，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上层建筑不可避免遗传于前宗主国，加上这些发展中国家主要依赖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进一步加深了这个宗主国制度文化的路径依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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