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军：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文化与法治秩序

四、余论

通过以上对于非国家化公民(后国家公民)身份所遭遇挑战的分析，在结合法律全球化背景下的其他重要事实和现象，我们尝试提出几点看法，谨供方家学者批评指正。

1.全球化时代的公民“非国家化”问题

公民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性的词，也是强有力的评估术语，有巨大的法律功能。以公民身份方式来概括一系列的社会实践，是对其政治、社会后果的承认。拒绝这种概括的方式，就是拒绝对公民本人政治、社会后果的承认。后国家公民不仅应被看作事实的分类，而且代表着一种努力。对在主流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中经常被忽视的社会主体，承认其在跨国活动中的重要性和合法性，非常必要。与此同时，后国家公民传达了对传统国家公民概念的批评和对多元的、非国家的公民形式的渴望。在某种程度上，以公民身份的方式代表对无国家的社会和政治事务的安排，是一个必然的正规化的要求。对此我们的结论是：非国家化的公民身份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语言的历史事例证明，后国家时代公民概念的开放性和灵活性，足以支持其挑战国家主义公民的主张。

2.全球化时代的公民国籍问题

一般说来，国籍和公民身份本质上是同一个概念，但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法律框架。公民身份主要局限于国内法的范围之内，而国籍则与国际法相联系。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国籍的含义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一是中世纪的欧洲国家体系时期，国籍具有不可解除的忠诚性或至少是排他性的特质，普通法将其表述为“公民不可放弃国家”的原则;二是在18、19世纪，国籍是排他性的，由可改变的忠诚逐渐取代了不可撤销的忠诚，成为国籍的基础。这与大规模的国际人口迁移，不可撤销的忠诚很难再行得通有关;三是当前的框架中，国际案例法中的身份案例和人权案例说明，排他性的国籍原则现在已行不通，多重国籍事实上已成为规范，并会在未来受到拥护。对此我们要未雨绸缪，早做准备。例如，我们应该允许个人或非国家实体更容易的利用国际司法。虽然这样做在某些情况下会进一步使国籍非国家化。但这一改变却恰好体现了公民身份作为一个灵活概念的不断发展。国籍也成为公民身份激进计划的一部分，使公民身份方案与国籍合并、加强并整合成为一种在新时代里构建正义的工具。

3.全球化时代的权利意识与公民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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