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军：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文化与法治秩序
再次，权利与义务这一对法理学中的基石范畴，在公民文化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进而体现并型塑着各式各样的具体法律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形态。常言说，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人们根据法律权利和义务来预先估计自己与他人之间该如何行为，并预见到行为的后果以及法律的态度。不同的权利义务预示着立法倾向、资源配置方式、法律责任承担等等的不同。因此，通过合理地设定法律权利、义务和责任，防止法律权利彼此冲突，形成权利义务配置均衡的制度化机制，对促进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对于促进公民社会理性有序地发展也是有益的。
最后，公民文化构成了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并在实质意义上保证了权利保障与权力行使的并行不悖。根据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的观点，对于任何一个法治国家的政府，一方面必须对公民负责以确保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这是其权力取得之正当性与合法性的逻辑前提;另一方面，它必须拥有适度的权力来管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因此参与者取向与臣民取向的动态平衡制约权力，是依靠对政府既让渡适当的权力又对其责任予以规定来实现的。其具体表现为：“从国家权力的和国家责任的平衡来看，普通公民必须发表他的观点，以便政治精英知道他的要求是什么;普通公民必须能够参与政治活动，以便知道和注意精英们是否负责任，他同时还必须是有影响力的，以强化精英们从事负责任的行为。即国家责任与权力的平衡的实现要求普通公民是‘理性一主动’型(的主体)。但是精英权力的这一极得到实现，那么就会要求普通人所具有完全相反的态度和行为。如果规定精英有权力并能够做出权威性决定。那么又必须限制普通人对政治的卷入、积极性和影响。普通公民必须把权力交给精英并让他们来统治。由此可见，政府权力与责任间的平衡要求公民既是积极的，又是消极的;既是卷入的，又是服从的。”公民文化对公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秘密，就是在对国家权力制约的同时也保证了权力的实施，使权力与责任达到平衡。使国家既受到制约，又是能动进取;既能积极地促进社会福利，又能保障公民的权利;而不是简单的对国家权力的约束，从而实现积极保障与消极防范、超前能动引导与滞后被动制约的有机统一。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非国家法”趋势与公民身份变化
当今世界的法律与全球化现象，就是经济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正在进行的全球化的法律表现，通常被理解为自1980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领域呈现出的一系列超越任何国家、政府控制范围，并在文化、法律及政治领域引发相应变革的现象或过程。其根本特征是“非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即这种“全球化”已经不同于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化活动及过程，而是法律服务于“无经济边境”的全球统一大市场的需要，产生了超国家的影响及后果。由于国家主权观念在相关领域备受挑战，从而导致国家、主权概念以及国内法、国际法关系的根本改变或重新诠释，传统的民族国家的主权性、自主性及其所拥有的巨大权威正在趋于减弱，从而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性质及其意义。进而对“民族国家是‘最好的共同体’”这种现代化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