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笔谈•《资本论》研究

如何重铸以本土化的学术话语权为标志的中国经济学体系，无疑可以从中得到深刻的启迪。马克思“总体”方法论的精髓就是从属型发展与创造型发展的辩证统一观，以及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方法。创造型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就是创新。着力创建具有中国元素以及“表述自己的”学术话语权的经济学体系，从而与“接轨”、“拿来”、“被别人表述”渐行渐远，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从属”型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就是着重于对于人类文明成果的兼容并蓄，通过对他种事物的吸纳、兼容、继承、扬弃或移植，为我所用。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必须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有批判地借鉴或者有条件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因此，一是谨防把从属型发展绝对化而把创造型发展边缘化的取向。例如，全盘接受西方经济学体系和政策主张而不断重复“桔生淮北则为枳”的故事，这无疑是现代版的教条主义和蒙昧主义。二是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以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为代表)之间，不能搞折衷主义的“综合”，应该是从属与被从属的关系，亦即使后者从属于前者，纳入中国经济学体系之中。

较之其他经济学理论体系，《资本论》提供了科学的新发展观和方法论，即怎样阐释经济的社会形态，如何建构反映其运动的逻辑体系。被封为经济学“圣经”的《资本论》，在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后再次成为西方国家的畅销书。马克思经济学及其方法论受到人们的青睐，国外许多著名学者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其中不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及哲学、社会学思想史等各种领域、流派和思潮的领军人物，不得不承认马克思这位思想巨人在思想界的历史地位、贡献和重大影响。

经典的魅力在于促使人们“亲自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去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叔本华语)，从中寻找时代对接点、理论闪光点和增长点。而在全球化语境和当今时代条件下，重读《资本论》，无疑有助于彰显和发扬其在场的现实可能性、跨越历史时空而与当今时代对话的当代价值，以及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回应现实和指引实践的理论张力。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思想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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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