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新儒学•价值形而上学
——黄克剑先生访谈录
价值的问题，直白地说，是对于“好”--涵括正义、和谐、真、善、美、大……等--的如何认定问题，它意味着人在他的生命活动中对于在他看来的“好”的动向的抉择。人大体上不做对自己毫无意义的事，他的行为总有价值决断，总有这样“好”、那样不“好”或不那么“好”的判别，他就在这样的决断和判别中谋划或安排自己。当然，除开值得(“好”)不值得(不“好”)的权衡外，人在他的活动中也还有对他的期待能否如愿以偿的考虑，但一般说来，可能与不可能的斟酌总是在对一个“好”或次“好”的目标有所选择的前提下。一个民族的历史活动不像一个人的生命活动那样意向明确，而且愈是向更早的时代作一种追溯，愈显得没有清晰的、可认为是整个民族自觉认可的那种东西。但浑全地看，在一个拉开了足够大的时空距离的位置上作观察，又可以说一个民族终于是以自己的方式把自己塑造得依稀可辨。这自我创设过程中一定有某种大致可以指认的价值上的祈向隐伏其中。譬如神话，你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神话是这个民族的哪一个人或整个民族在某一时期的有意识的创作，但你不能否认这个民族的神话的某些细节的演变无不与这个或那个个人的或隐或显的意识的参与有关，更不能否认，从这一民族神话的总体看去，它所以是这种形态，而不是另一个民族那样的形态，不可能没有这个民族的一种独特精神贯注其中。在我看来，在一个民族的独特精神中起辐辏作用的正是一个民族的相对稳定的价值祈向。这种价值祈向集中凝集在这个民族的宗教或哲学所承担的那种“教化”上。
我所着意的“中西之辨”，不在于更多地突显中西之同或中西之异，而是在于同异分辨所必要的那种思维张力下探悉“人类”意义上的文化閟机。我曾这样说起民族文化的可比性问题：如果说某个民族的文化变迁同海王星的运转不同，这“不同”是简单明了却又十分乏味的，因为这个民族的文化同海王星之间的共通之处毕竟太少，或者说它们之间的可比性实在不多。然而，如果说某一民族的文化同另一民族的文化不同，人们则往往会有说不完的话题。这些由“不同”引起的探赜兴味为什么会如此浓郁?除开其他原因外，一个不可稍微忽略却又常常被人们忽略的原因是，两种民族文化间有着更多的“共通”的地方，因而有着内涵充盈得多的可比性。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启示，--如同“共通”要从不同那里获得丰沛的内容一样，“不同”只是在“共通”的网络上才展现出斑驳的色彩：“共通”的纽结愈稀少，“不同”的蕴含便愈淡薄，反之，“不同”的分辨愈深微，“共通”的经纬必当愈细密。问题不在于应当更钟情于文化的民族个性的“多”，还是应当更经心于诸民族文化的通性的“一”，而在于如何把握这意味深浅差不多总是成正比的“多”与“一”的相贯互涵。
不过，无论如何，“中西之辨”对于我说来并不就是学思的归宿，我分辨中西是想从不同民族文化引出人类文化的概念来。我所说的“人类文化”不是抽象的不同民族文化的“共相”，它有着一种从民族文化殊异性的“多”与共通性的“一”的张力中超越出来的“应然”的意义。我不讳言我的文化理想主义本怀，不过我的理想主义是以价值形而上学而不是实体形而上学为凭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