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新儒学•价值形而上学
——黄克剑先生访谈录
张广生(《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特约记者)
问：克剑先生，我受《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的委托对您作学术访谈。我想从这样一个话题谈起：从您的《自选集》的目录看，您把您的有代表性的著述分作“中学”、“西学”、“马学”、“困思”等篇，依我看，这样分篇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治学风格。您是否可以先就您的这一治学格局说说您的治学动机?
答：简括地说，我选择治学这条路，首先是为着自己心灵的安顿，此外，也对民族的学术命运有一份承诺。我想在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以自己的方式，以一个中国学人的姿态，对纠结中的民族文化出路和世界文化危机问题作点有价值、有担当的思考，所以我在学术上兜的圈子比较大。
应该说，我对人文学术的独立价值十分看重。学术成其为学术，它一定有自己的价值依据，一定有内在于自己的价值重心。它当然同诸多经验的文化领域有种种关联，但它在这关联中不能只是扮演一个仆役的角色。真正说来，人文学术是民族和时代的良知所在，它的归本性的使命是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对人生境界的提升。“境界”和“命运”是我近几年来的常用词，我用这两个概念把不同向度上的现实关切收摄于一种终极眷注。
我从来没有把博学作为我的目标，奔忙于“西学”、“中学”之间是想提炼一种智慧，一种与我养润中的生命状态相契合的智慧，以便借着这智慧的可能大的穿透力，去解决横在我胸中的人生和文化难题。我以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学人，在人文致思的水准上是低于时代的等高线的，而且也决难同我们的古人相比。承认这一点心情会很沉重，但也会激起一种富有悲剧感的挣扎的渴望。
问：我想，您说的“挣扎”可能正是您自己在治学中的一种体验。一百多年来，尤其是这个世纪以来，不少中国学人都曾作过学贯中西的努力，希望您能简略地介绍一下您是如何处理这一时代性的大课题的。
答：我也是从前辈学人所说的“中西之辨”处开始自己的思考的，但我没有兴趣纠缠在繁杂的比较和品评上。我看重的是文化中所涵贯的价值神经，从这里可以更真切地感受一个民族在某一时代的生命的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