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慧：中日关系发展30年

此外，日本在对华经济援助中不断加重政治色彩，试图通过“经援牌”向中国施压。1995年8月，日本政府以抗议中国核试验为由，决定冻结对华无偿资金援助，成为世界上唯一对中国核试验进行制裁的国家。

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领土和安全等领域的对华强硬态度和错误言行，不仅导致中日之间的政治摩擦不断，而且严重损害了中日友好关系。两国公众的友好感情也因此受到影响，逐渐趋于恶化。这样，在90年代中期，中日关系跌至低谷之中，处于曲折多变的“流动”状态。中日关系的“蜜月期”宣告结束。

中日关系在90年代中期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还有一些更为深层次上的原因。首先，从国际环境来看，冷战结束尤其是苏联解体，使得中日美三国“联手御苏”的合作基础消失，缺乏新战略基础的中日关系随之进入不稳定状态。而且，随着日本人安全观的变化，日本开始考虑“挟美制华”。其次，是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变化的影响。冷战结束后，日本社会的“总体保守化”、“右倾化”，不仅使日本社会党、共产党等“革新势力”遭到削弱，并失去了在对华政策上对保守势力的制约能力，而且使日本国内推动日中民间友好运动的力量降到了中日复交以来的最低点。另一方面，我们更不能忽视日本政界新老交替现象对中日关系产生的影响。冷战结束以后，日本一大批新生代政治家陆续步入政坛。这些人与老一代政治家不同，他们对中日交往的历史没有切身感受，也缺乏应有的了解，对中国的赎罪意识淡薄。他们不愿再背“历史的包袱”，要求用现实的国家利益重新定位中日关系。他们对华态度比较强硬，在中日发生摩擦时不轻易做出让步和妥协。第三，中国崛起对中日关系的影响。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与此同时，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陷入了二战后最为严重的萧条之中。中国的快速发展与日本的长期萧条，不仅使两国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也带来了两国公众心理上的变化。日本人自信心受挫，焦虑不安，一些人产生怨天尤人的情绪；中国人则自信心提高，自豪感增强，少数人出现盲目自大心理。中日两国公众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必然在两国关系上有所反映，从而对两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日本对华政策所具有的两面性。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策中的消极因素的确在增加，但其对华政策的基调还是要加强对话，谋求中日关系稳中有进的。这是由日本的经济利益、地缘战略以及政治大国目标追求等要素决定的，同时还受到大国关系调整的影响。毋庸讳言，发展中日关系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了抑制中日关系下滑的势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际，中日双方实现了首脑互访。1997年9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华；11月，中国总理李鹏访问日本。199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是年底，江泽民主席作为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日本，中日发表了第三个政治文件——《中日联合宣言》，宣布两国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1999年7月，小渊惠三首相访问中国。2000年10月，朱镕基总理访问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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