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慧：中日关系发展30年

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为参加交换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仪式访问日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国土。访日期间，邓小平除参加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还会见了日本裕仁天皇。邓小平与天皇的历史性握手，对于发展中日关系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在同福田赳夫首相的会谈中，邓小平明确表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中国的长期对日外交方针，而绝非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在会见日本经济界人士时，邓小平表达了中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坚定决心，并强调指出，中国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将努力学习和借鉴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先进经验，借助于日本的科学技术甚至资金，以加快中国的建设步伐。［1］(P406-415)邓小平访日，使中日政府间的来往大门更加敞开，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大道越走越宽广。中日关系的新时代开始了。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并开始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的对外政策开始从以政治、意识形态优先逐步转向以经济、现实利益优先。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为中日关系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改革开放后，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对于现代化的近邻日本，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认同，将学习的对象首先集中于日本身上，积极学习日本的现代化经验。同时，积极争取来自日本的官方援助、直接投资、技术转让等。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许多重大决策和对形势的估计，以及“小康（社会）”、“翻两番”、“中国式的现代化”等新概念，也是邓小平首先在同日本客人的谈话中公开提出来的。由此，说“以日为师，助推中国改革”也不为过。此外还要看到，中国积极发展同日本的友好关系，也有争取像日本这样的第二世界国家的支持，在对外交往中抵制美苏霸权主义的战略考虑。

另一方面，对于日本来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为日本经济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日本经济属于外向型经济，开拓海外市场、尤其是打开中国这个原料、能源和商品市场，对于其经济发展自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不管中日关系的发展遇到怎样的风浪，日本政府始终采取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当然，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也有“联华御苏”的战略考虑。

[1]   [2]   [3]   [4]   [5]   [6]   [7]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