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时代重思新闻教育
凯瑞认为，这个主张跟新闻专业化是有巨大关系的，他说现代新闻的最大危险是对受众抱有一种专业定位，其通常隐含的信息是，受众是要被告知、教育和用关键信息和知识来填充的。另外一方面，凯瑞作为一个传播学者，到了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以后，也思考新闻的学术归宿。他思考之后的结果认为，新闻最终的学术归宿是人文科学以及人文性的社会科学，因为新闻更像叙事和论证。我们知道新闻为了被学术所承认，已经做了很多努力。凯瑞既反对传播学研究对新闻的功能性解读，也反对把新闻仅仅当作一种技能培训的“专业化”处理。一句话，把新闻作为讯息和把新闻作为技术都是错误的。
凯瑞认为，这个主张跟新闻专业化是有巨大关系的，他说现代新闻的最大危险是对受众抱有一种专业定位，其通常隐含的信息是，受众是要被告知、教育和用关键信息和知识来填充的。另外一方面，凯瑞作为一个传播学者，到了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以后，也思考新闻的学术归宿。他思考之后的结果认为，新闻最终的学术归宿是人文科学以及人文性的社会科学，因为新闻更像叙事和论证。我们知道新闻为了被学术所承认，已经做了很多努力。凯瑞既反对传播学研究对新闻的功能性解读，也反对把新闻仅仅当作一种技能培训的“专业化”处理。一句话，把新闻作为讯息和把新闻作为技术都是错误的。
这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新闻学院应继续强调基本技能吗?比如写作报纸文章和编辑电视新闻，还是也可以让学生有机会专攻一个领域，比如科学新闻、法律新闻或国际新闻?或者，把技能训练压缩到最低程度，以便让学习新闻的学生能够就记者在社会中的角色进行更理论化的学习?这些方向都是不同的。
从那以后，关于新闻学的讨论浮现出三个普遍性问题，第一个是如何更好地服务公众，第二是如何应对新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现实带来的挑战，第三，如何使新闻教育与实践更加多样化、更富包容性和更向全球开放。
凯瑞率先对新闻专业化进行质疑，北达科他大学教授拉娜•雷考呼应说，我们要进行一场有关专业化的新讨论，讨论的重点是如何更好地服务公众，而不是服务业界。她警告说：“对于融合以及新技术的焦虑使得我们重思教什么，怎样教，但很快，同样的焦虑会迫使我们面对为什么和为了谁教的问题。”第二个关于新挑战的问题无须解释，我们要想培养出合格的新闻学生，就必须问自己，在新闻学院里面要不要直面这些挑战。第三个是关于跨学科的问题，新闻教育者必须鼓励学生超越自己国家的边界看问题，因为当今世界的物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界限正在被销蚀。新闻教育者应该帮助学生发展“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以便更好地了解跨国的社会和文化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