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时代重思新闻教育
新闻教育变革的必要性
新闻学教育的奠基人W.G.布莱尔认为，新闻记者不仅要被培养得知道如何写新闻，而且能够理解他们所报道的那些事件由以生成的社会。传播学的创建者威尔伯•施拉姆则说，新闻学院会以这样的假设开始，即它所要造就的学生将是整个大学中最适合于理解和谈论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的学生。这是两个学科奠基人的期望，但是新闻传播教育目前还没有满足这种期望。
不仅如此，我们又遇到一个崭新的挑战，就是新闻在网络时代陷入空前的困境。新闻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受到多重威胁：媒体及其商业化压力，崭新的信息技术，公众的不信任，持续驱赶人们远离政治及新闻的政治气氛，新闻文化自身的缺陷，等等。在众多挑战面前，新闻发现自己面临的是生存还是灭亡的大问题。除非新闻在许多方面变得聪明起来，除非新闻工作者做对很多事情，否则，新闻不一定必然会存在，虽然可以肯定的是，媒体会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把如何改变新闻教育作为大的题目提出来。从思想资源上看，新闻教育的变革，我更愿意把它追溯到约翰•杜威，杜威认为，教育绝不仅仅是灌输僵死的事实，而是要传授学生可充分融入其生活的技能和知识。
杜威在1927年写了《公众及其问题》一书，系为回应李普曼《幻象公众》而作。这两个巨擘当年发生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历久弥新。李普曼所主张的模式基本上是一种传播模式，记者从专家手中获取信息，予以简化并重新包装之后再传递给公众，而公众的角色只是对新闻作出感性的反应。在这一模式当中，公众既无力思考，也无力行动，两者皆为专家之事。而杜威则认为，政治就是每个人在生活常规中的工作和责任，所以，新闻应从关注行动、事件的发生和结构的改变转向关注选择、后果和条件，以便形成对话，改进社区中的知识产生过程。
出色的美国新闻教育家詹姆斯•凯瑞和杜威一样强调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因为公共生活使社会能够为所有人所理解。这导致了他的一个著名的论断：新闻和民主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名字”。
凯瑞的新闻批评，第一个矛头直指专业化。普利策在1892年向哥伦比亚大学建议创办新闻教育项目时，除了想让新闻判断成为市场考量的解毒剂之外，也含有提升新闻业地位的目的。他说：“我的想法是，使人们认识到新闻是、或者应该是最伟大的智力行业之一：用一种实际的方法鼓励、提升和教育当前乃至未来的行业成员，就像法律界和医疗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