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良：大学的责任
以耶鲁大学为例。在重大决策时，耶鲁惯常的做法是组成相关的教授委员会，进行充分彻底的协商讨论，因而在行动上往往显得踌躇不前。从效率的角度看，耶鲁在反应上、行动上似乎是迟缓的，但是它的决策又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必然是审慎和稳健的。正如《时代》周刊所评论的，人们可以说耶鲁的进步不快，但是，“其进步总是有选择的和基本上正确的”。大家可以去看耶鲁、哈佛、牛津、剑桥以及加州理工，他们都不是赶时髦的大学，但却一直是努力避免决策失误的国际一流大学。
校长们都很关心“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我认为这就需要民主决策。民主决策是科学决策的基础。按照“依法治校、民主决策”的原则，学校只管宏观格局，根据宏观情况来分一个百分比，具体的资源分配和项目，完全依靠人文社科、理工和医学领域的专家。具体工作，由各个专门委员会负责。校领导担任召集人，但没有投票权。真正有投票权的，是进入委员会的各个学科的专家。
复旦新近有一个例子。2010年10月的教代会上，我们通过了复旦自己的《教职工违纪处分条例》。制定这个条例，不少教师当然很气愤，说为什么不制定一个奖励条例，而制定一个处罚条例?有一个律师跟我说，假如学校处罚了一个教师，因为这个条例是党政会议或者党委常委会通过的，然后我们来处罚，但是处罚后有一些教师不服处罚，他到法庭去告复旦大学，说学校的处罚不对，法院就要来取证，如果你依据的是党政联席会议或者是党委常委会通过的处罚条例就没有法律效力，你的官司肯定会输。因此，我们在立法前，专门咨询专家，凡是与教职工奖惩有关的规章、决议，都必须经由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这个《条例》明确了校内每一位教师的职业纪律准则。将来如果有教师发生违纪情况，例如学术不端行为，学校就有了处分的法律依据。
这个案例就属于依法治校、民主办学的范畴。目前学校的管理是有不少的漏洞，解决这些漏洞就是解决学校的“民主”和“法治”。
人文振兴
这一次，复旦加大了对医科和人文社科的投入，尤其是人文社科。除了加大投入，还启动了“人文振兴计划”。一是大学文化自觉的需要，二是主动参与国际对话的需要。中国不是说要输出价值观，我们只是不想被人误解。现在在很多地方，中国被误解得太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解决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挨打问题”，我们不挨打了。解放以后，我们解决了“挨饿问题”，绝大部分的老百姓不再挨饿了。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挨骂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文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想跟国际上著名的大学合作，共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联合组建一些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一个“挨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