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
关注“国家治理”
当我们在探讨中国经济发展和市场变革、政治改革时，有一个共同倾向即社会中心论。以经济学为例，大多在强调政府应该管得越少越好，现在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政府管多了，然后来数落政府的各种不足之处。经济学在此所强调的是基于社会和市场发展的需求和诉求的，认为政府应该完全服务于市场。政治学也通过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强调国家退场进而实现社会入场。
而放眼世界范围内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在这几十年或者更早的时候都经历过一个从非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同时也经历过一个从权威体制向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但不同国家呈现迥然相异的结果和过程，大多数国家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代价，也还有些国家通过挑战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这就要求我们去观察“国家治理能力”的本身，而不是国家的性质和政治制度，更不是经济学和政治学所强调的政府管制的退出与否。
那么，什么又是“国家治理”呢?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经济的发展永远是最活跃的，它的发展所带来的“转型危机”当不能自我矫正时，就需要国家或第三者进行干预。当前我国大部分政治经济部门结构是在过去的基础上建立的，一些部门的设置和规则的制定无法与当前经济社会转变相适应。因此，当“国家治理”能力遇到“转型危机”挑战时，会发现好多规则无法发挥应有作用。此时新的规则制定和旧的规则废除以面对这种挑战来治理“转型危机”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当前中国遇到的各种问题，并不是国家治理核心机制问题，而是历史发展的常态，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必然的分歧。我国当前出现的各种转型危机在西方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过程中都出现过，只不过中国的转型实际上是两次转型的叠加，第一次工业化转型还没有充分完成，第二次后工业化转型就开始了。
正确认识“国家治理”还应看到改革过程的连续性，即这种改革不是一次到位的。在“转型危机”及“国家治理”能力与现实需求不对应的情况下，对所有个人和组织来说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习如何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同时又保持和谐持续的发展环境，最终达到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内容的结构性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