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自我反思：认同生态文明的学习过程
我们对西方个体理性有了认识，对中国的群体理性缺乏认识。因此，这种内部化机制正在被各种维护城市资本利益的激进改革破坏掉。
当前农村实际上已经大部分是非规范制度的"三宗"治理--宗族、宗派、宗教。很多农民上访的背后也有复杂的三宗背景。如今的农民已经不是当年集体化时期的农民了。现在做点什么事儿都得找三宗这种非规范组织沟通，否则寸步难行。村镇党委和村级支部这些正规组织由于成本过高而没有大用。在长期刻意在农村执行去组织化和去政治化政策的条件下，任何构建现代上层建筑的努力都遭遇制度成本过高而难以实行。
中国的工业化原始积累充满城乡关系的复杂矛盾。
城市产业资本要求以乡为单位实行规模经营，便于提取三农剩余。在1953年工业化加速的时候搞了统购统销，几十万个合作社，完成的是从"满头乱发"到"编成辫子"、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建设。1957年以后的高度集体化可以形成准军事组织，成规模集中劳动力，以替代稀缺资本。这个替代机制很重要--"L替代K"。因为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遭遇了资本极度稀缺的挑战。中国在1957年几乎是零资本--苏联撤资后，工业化难以为继，于是有了国内力量启动二次工业化，主要是用人力代替资本。1958年中央没钱投资了，随之发动地方搞的工业化就是后人批判的"大跃进"。接着，不仅中央没有钱，地方工业化折腾了两年，两级政府的财政也全面赤字，累积达到1960年当年财政的大约28%，到了下一年，中国变成了几乎是0投资国家。于是，整个1960年代中国都非常贫困。1958年人民公社的重要作用是吸纳城市的工业品以拯救陷入困境的城市经济，公社自己还得搞五小工业，建立拖拉机站。集体还得组织劳动力去国家的工地替代资本。以上是中国进入工业化的方式。后来工业化原始积累完成了，集体化就转轨了，分散了土地和劳动力。
我们发现的另外一个基本道理是中国政府的公司化和资本化。今天也是这样。地方融资平台负债，越是下级政府负债率越高，最多高达400%，这部分债务最终责任都是中央政府承担。现在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实际负债规模占GDP的50%以上。政府的融资客观上反应了资本内化于政府。于是，在中国，政府就是直接的运动员而不是单纯的裁判。这和我说的最近十年的政府直接投资拉动增长是一致的，虽然也招致了西方和国内民资的批评。
从1957年的数据看，中国几乎不可能"中央化"。从财税关系这个政府体制中的核心内容来看，早就已经是"地方化"了。现在的重庆经验也是那样，属于"中央缺位下的地方创新"。中国1988-94的大危机，类似1929-33西方大危机。年底我会出一本书，讲中国的八次经济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