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自我反思：认同生态文明的学习过程
苏东战后靠实体经济起步，靠非货币交换的经互会记账流通体系，由于交换不使用货币，因此前苏联的卢布币值高是因为没有推进经济货币化，苏东国家的货币连一般商品等价物的功能都没有实现。在1992年之前，中国也是一样。又因为前苏联作为主导国家在换货贸易中可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必推动货币化就可以实现苏联产业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因此占有这种制度收益的集团就不会推进经济货币化，于是，苏东国家就停留在产业资本阶段。
同期的西方则大规模推进产业转移，主要靠货币增量和经济资本化维持增长，遂导致到1980年代符合西方需要把GNP改成了GDP，这样西方的非实体化的经济就更合理了。因为，在1970年代没按GDP核算的时候，大家都得承认苏联创造的实物量和工农业产值更高，但是改为GDP核算就使得西方经济增长明显地快于苏联东欧。这样到了八十年代形成了国际主流舆论：苏东落后了。而西方世界被认为是制度先进赢了。其实，停留在产业阶段的苏东国家的产业资本被处于金融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西方击垮了。苏的国家金融体系坍塌又给了西方直接覆盖苏东推进西方货币化、扩张金融资本的历史机遇--欧元也随之应运而生了。
不过，这乃是双寡头地缘战略冲突之下不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的结果，与社会主义无关。因为，前苏东经济体是比较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
我分析周期性经济危机最早是在1988年经济学周报发表的、被新华文摘转载的《危机论》。1991年在美国写的文章也比较早地开始讨论国家资本主义。1992年改出了中文版的《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但在国内没哪个刊物敢发，到了1993年一个朋友的刊物斗胆刊登之后即被新华文摘转载。此后，到了1997年的十五大我们才公开承认资本这个概念，1997年之前国家级报刊是不讲资本的。
后来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开展调查研究逐步认识到，即使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分析，无论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不符合西方理论的内涵。如果上层建筑长期超前于意识形态，后果是什么。我们有很多上层文件不是大家不执行，是他本身超越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各国都有上层建筑成本高的问题。
西方在转嫁成本，我们也在转嫁，中国是大国，才有足够的危机承载能力。什么大国？农村大国、农民大国。于是，历次城市产业资本出现经济危机都是向农村转嫁的。当代史上，凡属于能向三农转嫁的危机就在城里软着陆，凡是不能转嫁的就硬着陆。城市是资本池，有风险收益，农村是劳动池，土地是零风险资源性资产，而小农是风险厌恶型的，小农村社共同体具有群体理性，能够把外部性内部化处理。可见，为什么乡土社会能够承载城市的资本危机的爆发，就是因为其内部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