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瑞珍：立足农村 心怀四方

来源：人大新闻网

　　严瑞珍(1929—)，浙江温州人。著名农业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本文回顾了他的求学经历、在人民大学从事教学科研以及开展扶贫工作的有关情况。本次采访时间为2011年5月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室负责采访、录音整理并与严瑞珍教授共同补充、编辑成文。

　　立志改变农村面貌

　　我1929年9月出生在浙江温州。1929年是一个苦难的年份，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从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中国也没能例外。在严重的经济萧条下，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民不聊生。紧接着，1931年，日本占领了东三省，沿着长城南下，叫嚣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危急关头。

　　我上小学时，抗战全面爆发。温州在东海之滨，日军的航空母舰就停在温州瓯江口外。日本飞机每天都到温州投弹、扫射，借此训练飞行员。我对上学的第一印象、也是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跑警报”。日机一起飞，我们这里就拉响空袭警报，接着就是紧急警报，这时飞机已经到达温州上空，狂轰滥炸就开始了。这些飞行员都还没有熟练掌握技术，基本上就是乱炸一通。我们上课时神经高度紧张，一听到别的教室传来杂乱脚步声，就知道警报来了，马上跟着跑。轰炸过后，能看到的就是到处冒烟的废墟，以及几分钟前还生龙活虎的人已经变成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人的生命简直和蝼蚁一样。有一个小孩子，蹲在河边躲避飞机轰炸。飞机俯冲下来的时候，那声音非常可怕。他因为害怕而跳进河里，结果被活活淹死。我亲眼看到他的母亲抱着那小小的尸体，捶胸顿足、哭得死去活来的悲惨情景，时至今日也没有忘怀。

　　城里待不下去了，我们一家逃到农村。我以前对农村一无所知，这时目睹农村的破败，真是触目惊心。我们住的房东老太太家，家徒四壁，除几条破被子外，什么都没有。温州地少人多，靠种地的收入根本无法维持生活，她只能靠搞点副业——织草席来维持生计。她白天下地劳作，夜里织草席。我至今仍然能够回忆起房东老太太披着那件破旧的棉袄，在油灯下埋头辛勤织草席的样子。我想，这就像一尊大理石雕像，象征着遭受了几千年苦难而仍然坚强不屈的中国农民的形象。

　　这些经历整整影响了我一生。我体会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在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略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不能给自己的老百姓提供任何保护。日本飞机一来，我们只能躲在桌子底下，用棉被一盖，任它狂轰滥炸。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向深陷苦难中的农民施以援手，反而横征暴敛、贪污腐化，弄得全国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这些无穷无尽的苦难，促使我从一个不太懂事的孩子很快地成熟起来，甚至可以说是过早地成熟起来。我想，一定要让国家强盛起来，一定要改变中国破败的、贫穷的农村的面貌，让农民过上好日子。

　　到中央大学学习农业

　　我上中学时，校舍被飞机炸毁了。没有钱盖新校舍，只能用稻草搭个棚子，学生在草棚里上课。可是，温州常常有台风，不久这个棚子又被台风刮倒了。那个时候，学习有多不容易。

　　我小时候十分喜爱课外书籍，这使我有机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一些地下流传的书籍，如社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以及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论持久战》及《新民主主义论》等。这些书不仅帮助我认清了中国的前途、国民党政府的反动阶级本质，还帮助我把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知道了农民问题是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民主革命就是一句空话。这也使我学农业经济学的决心更加坚定。1948年我高中毕业，同时考取了包括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医学院等五所名牌大学，而且都是很好的专业，最后我还是选择了中央大学农业经济系。当时，很多人都不太看得起这个专业，非常不理解我在选择余地那么大的情况下怎么会作出这么个抉择。直到现在，也仍然有很多人不愿意搞农业。

　　我1948年9月到南京上学，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政治气氛显得十分恐怖。当时，我已经非常清楚，不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国家的强盛、农村的复兴、社会的改造都无法实现，所以我满怀热情地参加学生运动，后来又加入了地下党。当时在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第一项工作就是反对搬迁。国民党准备把中央大学迁到台湾，我们就针锋相对地提出“应变护校”，保护中央大学，不让迁走。斗争是非常尖锐的，我们冒着被逮捕的危险，组织学生开展活动，说服教工不要跟国民党走。第二项工作是准备迎接解放。我们做了很多调查，搜集了很多包括国民党军队的分布，枪支弹药、物资、仓库、档案以及国民党重要机关的所在地等情报。这样，解放军部队一进城就可以把整个局势控制起来。第三项重要工作是教育、动员、组织学生。1949年初李宗仁上台，搞所谓的“和平”。我们组织南京市所有的大学、中学发起了一个全市性的大游行，提出“要真和平，不要假和平”的口号。国民党对这次游行进行了非常残酷的镇压，把淮海战役中溃逃到南京来的部队组织起来，专门对付游行队伍。游行时，因为学生集中，他们不敢动手;游行队伍解散后，学生分别回校的时候，他们就对学生人数比较少的学校先行下手，用钉着钉子的木棍打人。第一个被打的是戏剧专科学校，第二个被打的是当时的政治大学，一个司机被打死了，尸体扔在阴沟里。这时，我们中央大学的队伍已经回到学校，突然传来这个消息，大家义愤填膺，重新集合起来，到当时的总统府去请愿，强烈要求惩办凶手，释放被捕的学生。当时中央大学是南方最大的大学。中大学生一到总统府，国民党特务就尾追而来，几百人拿着铁棍和钉上铁钉的木棍，把学生围住了。总统府门前上演了一场非常残酷的血腥镇压的惨剧。

　　从那以后，南京出现了非常严酷的白色恐怖。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我们也组织大家保卫学校，把铁床拆了用来封锁大门，把校警使用的枪支、匕首等所有能用的武器都拿了出来，还布置了两道防线，学校大门口是第一道，宿舍区大门处又布置了另一道，准备做最后的殊死抵抗。在这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我写下了一首诗：“慷慨悲歌刀丛行，拼将腔血沃金陵。历经劫难终不悔，风雨如晦听鸡鸣。”1949年2月22日，我们终于坚持到百万雄师过大江，迎来了第一声鸡鸣!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被抽调去参加由南下干部组织的农村工作队，清查地主隐瞒的“黑地”，开展征粮工作，工作持续了差不多四五个月。那时在南京，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很猖狂，情况十分复杂，每到晚上部队就在我们驻地布上岗哨，架起机枪，以防国民党残匪来抢粮。农村工作队工作结束后，我又参加了对学校以及所属农场的接管工作。

　　从1948年到1952年，我差不多有四年时间都在中央大学(后改名南京大学)，先后当过学生会副主席、团委副书记等，经历过“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参干”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直到1952年初，南京市委明确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正课学习”，即专业课程的学习。刚好这时中国人民大学开始在南京招生。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正规大学，我非常向往，很幸运地被录取了。1952年9月份，我受南京市委的嘱托，带领近千名应届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的毕业生到达北京，在北京火车站广场和中央及北京有关部门办妥交接手续后，队伍就地解散。然后，我就来到人民大学报到，开始了在人民大学的学习生活。

　　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并留校任教

　　我初到人民大学时，学校还在海运仓、“铁一号”，西郊只有几栋简易的平房，新校舍还在初建中。

　　那时还没有农业经济系，直到1954年，才成立了农业经济系。我们研究生的课是由苏联专家讲的，第一学年主要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中共党史等。我们系统地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第二学年开始学专业课，即《农业经济学》、《企业组织与计划学》，也是苏联专家上课。内容基本上还是一般的理论、苏联的农业政策和经验，例如集体农庄、集体拖拉机站等。当时，我们感到有两个突出的问题没有解决好：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如何与中国农村的实际相结合，二是苏联的经验如何与我们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两个问题也成了我们的困惑。经过三年艰苦的学习，我们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理论上，在把握立场、观点、方法上有了很大的提高，能以更广阔和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待事物的发展。但在认识中国农村的基本矛盾以及中国农村应走什么样的道路等具体问题上，提高不多。三年时间就是在这两个困惑中度过的。

　　1955年，我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这一留，让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度过了将近60个年头，可以说，我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度过的。

　　作为新中国第一所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中国人民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除了自身的提高外，还有普及相关知识的任务。当时教育领导部门首先抓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在苏联教材的基础上，编出一套具有较高水平的中国化教材。这不仅是中国人民大学自身提高的需要，也是普及任务的需要。

　　在农业经济系，我们当时着手编写的是两本教科书：《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农业企业组织与管理学》。为了编出高水平的中国化教材，我们必须把研究对象转向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我们到当时的农业领导机关以及农村基层的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农业企业组织与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就其本质来说，是规模化生产，但当时作为生产单位基础的是农户及生产队，规模都很小，于是不得不把视线转向规模经营的国有农场。这些调研不仅为我们编写教材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我三年研究生学习中一直存在的两个困惑，即一般理论与具体实际的脱节、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的脱节，提供了解决的方向与途径。这两本教科书尽管还很不完善，水平也不是特别高，但总算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教材，所以这两本书的出版在全国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全国20多个农业院校的农业经济系都采用了它们作教材。后来教育部门把农学院系统的教师组织起来编写教科书，教材就逐渐多样化了。1990年，教育部又约我主编了《社会主义农业企业管理学》，作为全国统一的自学教材。

　　作为教师，除了编写教材外，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课堂上授业解惑。近60年来，我一直从事农业经济学、生产管理学、生产力经济学、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起，我的教学重点从本科转向研究生，后来专门从事博士生教育，每年大概总有二至三人完成学业，取得博士学位。我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约有70多人，包括日本、韩国、德国的留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能坚持严谨治学的态度和求真务实的学风，兢兢业业地工作。除了学校教学外，我还经常应邀给包括省、部、区、乡级的干部上课，也给普通农民讲过课。

　　探索农业和农村发展之路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教学工作还是得益于长期坚持的研究工作。我主持过许多国内外大型的研究课题，包括“中国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委托课题)、“世界粮食体系”(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课题)、“中日农村经济的比较研究”(日本国际开发研究中心委托课题)、“中国农村民间合作服务组织的研究”(美国福特基金会项目)、“反贫困中的市场与政府行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转轨时期中国农户经济行为与政府行为的轨迹”(国家教委博士研究基金项目)、“世界经济一体化与中国粮食问题”(福特基金资助项目)、“提高财政扶贫基金使用效率”(世界银行项目)、“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户经营形式的变革”(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大型研究项目，先后出版及主编了《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中国贫困山区发展的道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反贫困中的市场与政府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粮食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粮食主产区的农业产业化》(农业出版社，1999)等，共21部，其中两部以英文和韩文出版。此外，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改革》、《经济学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要解决我国农业滞后和农民贫困问题，关键在于处理好工农两大部门的关系问题。苏联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动用了大量的农业原始积累，把农业挤得很苦。这种不平衡发展的战略阻滞了农业的发展，从而最终也阻滞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农业是提供人类最基本生活资料的部门，它的落后必然导致生产要素从非农业部门倒流回农业。这说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存在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的历史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农业本来就是弱质产业，这是因为：第一，农业是以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恰恰是土地的有限性决定了农业自身发展的局限性。第二，与其他产业不同，同一地块上连续投入的收益是递减的。第三，人们对农业品的需求和非农产品不同，缺乏弹性。第四，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总是快于农业，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总是在自然地持续扩大。不进行外部的干预，农业处境会自然地恶化。这种经济的弱质性导致农民作为社会群体的弱势性。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就得进一步探索从工农业发展速度比、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劳动力价值与价格比、农转非土地价格形成等方面揭示农业落后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要计算农业生产要素的价值与价格差，就得解决十分复杂的价值估量问题。为此，我尝试了把工农业劳动力折合成标准劳动力的方法，量化了中国剪刀差的绝对量和相对量。

　　1990年，我指出“先工后农”(即先用农业积累搞工业，后用发展起来的工业积累搞农业)并非客观经济规律，而是一种不合理的经济政策。工农业之间内在的客观经济规律应是相互支援、交叉掩护、协调发展，而不是“先工后农”。“先工后农”的结果，不仅损害了农业，最终也将损害工业，以至于损害整个国民经济。

　　针对我国农业国民收入增长加快，但农业投资增速反减这种不正常现象，我探索了农业产值增加与农业投资增加的相关关系。通过研究，我提出了“农业投资的加速原理”，即农业投资增长速度应远快于农业产值增长速度，并揭示了两者间的数量关系。

　　此外，针对传统经济学只讲生产关系，不问生产力的现状，我主张在部门经济学中，应把生产力的组合及配置作为它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进展，农业生产力经济学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促使我更多地致力于这方面的学科建设以及农业现代化的研究。

　　农业产业结构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对粮食及非粮部门的内在联系的研究，认识到非粮部门发展的规模及速度取决于粮食生产部门的水平，形成中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三阶段模式。

　　级差土地收入是农业经济学中另一个难以量化的经济范畴，我试图用“产量比”的方法来评估土地的经济质量，使土地的经济评价以及土地极差收入的量化成为可能。通过这个方法，为农用地的分等估价以及针对级差土地收入而制定的经济政策提供参考。

　　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推动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在老一辈农业经济学家的积极倡导下，第一届全国农业经济学家代表大会在苏州召开。会上许多代表质疑人民公社制度，倡导家庭经营。还有就“以粮为纲”导致的大规模开荒毁林、围湖开荒、毁草种粮提出批评。以这次大会为契机，开启了农经学界拨乱反正的新局面。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也在这次大会上成立。我被选为学会秘书长，后来又被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协助理事长推动农经学界的拨乱反正及农村经济改革工作。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得到广泛支持并被推广，许多人认为农村经济改革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我著文指出，农户经济有自给性和商品性两类，只有实现后者，即与自主性经营、自由贸易、市场、商品性支柱产业、专业化集约化科学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等联系在一起，与自给自足决裂，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才是发展农村经济的支柱;只有引进市场经济，才是农村经济改革所要实现的目标。农村经济改革，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要把农户经济从自给自足中解脱出来的关键，就是要提倡发展商品性的支柱产业。我从山西雁北南下，直到运城，踏遍了山西中部盆地。在调查了这个地区的自然、经济、技术、市场的全面情况后，提出了这个地区商品性支柱产业设计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构想，并应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王庭栋之邀在全省农业系统干部大会上就这个构想作了报告，引起了广泛兴趣。接着，我还应山西雁北、晋城，山东德州，河南漯河，浙江舟山、玉环，及河北太行山区的邀请，为这些地区农民走出自给自足、融入市场经济提出了具体建议。

　　为了满足随产业结构调整而产生的销售、信息、科技、金融、服务等一系列问题的配套需求，我应邀在山西阳泉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专门作了报告，呼吁要加快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到会记者把报告内容整理成文字，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当时，相当多一部分人还在热衷于发展农村工业，对农村第三产业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还很不理解。直至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的认识才渐趋统一。

　　对中国的农业机械化，人们的认识也存在分歧。有人主张十年全面快速实现机械化;但也有人考虑到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的情况，根本就不赞成在中国搞农业机械化。我根据自己在农村实践的经验，认为机械化仍然应被看做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又要考虑到，只有在因农业机械化节约出来的劳动力成本及增产之和大于农业机械化的成本时，农业机械化才能被农民接受并得到实施。再就是，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只能从增产显著和农忙时劳动力十分紧张的农活切入，稳步前行，走有选择的农业机械化道路。这个观点受到当时主管农业机械化的八机部领导的重视，邀请我到该部全体人员大会上作报告，人们的认识逐渐取得一致。我长期以来一直遵循“在实践中形成观点，到群众中去听取反馈，经过修正形成结论”的这种行为模式，对研究工作大有裨益。

　　对农业现代化的研究也是如此。一开始，人们只知道农业现代化无非是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即所谓的“四化”。随着“石油农业”对农业的副作用以及农业资源枯竭的隐患逐步显现，我和大家一样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感到困惑。长期的农业实践帮助我逐步形成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认识。内容有：第一，用生态农业以及石油农业的合理内核、传统农业的优秀遗产装备农业;第二，用现代遗传、基因技术、组织胚胎技术及科学农艺技术装备农业;第三，用现代加工技术增值农产品，实现农业产业化;第四，用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商品化、企业化、设施化组织农业;第五，用现代信息、储藏、销售、网络以及自我服务组织来实现农业产后服务;第六，用现代医疗卫生、教育、公共产品来造就一代具有现代科学技术及价值观的现代农民。

　　把中国农村改革的声音传向世界农业经济学界

　　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实行的农村经济改革及其辉煌成果震撼了世界。1980年，由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主席丹姆斯教授、副主席大川一司教授以及赫尔德利斯司库一行三人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时我国农业经济学界和国际农业经济学界中断联系已达40余年，这次的访问被看成破冰之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亲切地会见了他们。万里高瞻远瞩的改革思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时至今日，丹姆斯教授仍念念不忘这次会见。接着，我陪同他们实地考察了南京、上海及苏南农村。他们亲眼目睹了神州大地十亿农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下所激发起来的热情和创造精神。在上海及南京专门为他们召开的学术报告会上，青年学子对未来的热情以及求知的渴望，使他们感叹不已，来华之前的疑惑和担心都一扫而光。他们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光辉前景及其对世界学术界的长远影响。在他们的努力下，很快就重新建立起中国和世界农业经济学界间中断已久的联系。

　　1981年，世界农业经济学家大会在西班牙召开，我应邀参加了大会，并在专设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专题报告会上作报告。近千人的报告厅座无虚席，会上听众提问、讨论十分热烈，会议结束时，我周围挤满了人，有继续提问的，有要求留下通讯地址以便日后联系的，有因为没拿到我的论文要求给他们补寄的，等等。这时，我真正体会到作为一名中国学者的自豪感。在这次会上，我被选为协会常务理事以及该协会学术刊物《农业经济》的编辑顾问，随后又被选为亚洲农业经济学家协会顾问。

　　会后，我应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资深经济学家大川一司教授的邀请访问了日本，进行中日农村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历时半年。在此期间，我造访了日本的农户、有机农业、设施农业、农协、批发市场、物流中心、流通体系，以及技术推广系统等。这次访问虽然时间不长，但在处理工农关系、扶持小农经济和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如何搞现代农业、农村经济组织等方面让我大开了眼界。回国后，我写了十多篇介绍日本农业及农村的文章，在国内杂志上发表。

　　此后，我应美国密歇根大学的邀请，参加了世界粮食体系的国际研究，共有大约20个国家的经济学家参加。我还应邀参加了由德国著名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创始地弗来堡大学发起的德国生态农业考察项目，以及波恩大学的“三明治”项目，即由我指派一名博士生去德国波恩大学，由中德双方的教授同时给予指导，以利于保持双方的特色，发挥各自特长，培养出兼具双方优势的学生。

　　此外，我与日本、德国、印度、英国等国大学及研究机构开展联合研究和培养研究生，参加在美国、德国、巴西、津巴布韦、澳大利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还参加了联合国及其国际机构的农业专家组，评估国际性农业项目。

　　踏遍青山人未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全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变化更为迅速。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中央在沿海建立了若干经济特区，这里新事物、新经验不断涌现。经济学家们都来到这些地方作调查、写报告，一时间引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重视。

　　在东部地区高速发展的同时，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及城乡间的经济差距日趋扩大的现象也显现出来，特别是在占全国土地面积近70%的山区，许多地方还比较贫困，农民生活还有很多困难。有两件事对我震动极大：我去过一户农家，一家三口，父亲在家务农，母亲残疾，干不了农活，一个小女孩才11岁，在山外一家砖瓦厂背砖头挣钱。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来说，这是一项重体力活。原来，太行山区石多坡陡，人均耕地面积很少，粮食不够吃，不得不让小女孩去山外打工，攒钱购粮。当时砖窑的生意还很不景气，有订单时还能发工资，没有订单时就发不出工资。但她还得在那里干活，因为至少能挣口饭吃，省出口粮供应父母。还有一件事也发生在太行山区。一家的两个孩子学习都很拔尖。这一年，一个考上了省城高中，一个考上县城初中，大家都来祝贺，但孩子的父亲却为筹措两个孩子的学费、住宿费发愁。眼看就要开学了，他四处借钱，到处碰壁，最后绝望了，觉得自己对不起孩子，喝了敌敌畏，走上了黄泉路。

　　这些辛酸事，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评价孔子、老子的一句话：孔子的脚是走朝廷的，老子的脚走的却是流沙。至今，我们在僻远的山区、贫瘠的草原、沙漠还生活着贫困的农民，他们怎样才能像东部地区的农民一样快速富裕起来?

　　这使我萌动了要沿着老子的足迹去研究贫困经济的念头。我走访了太行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吕梁山区、武陵山区、贺兰山区以及内蒙古的阴山山脉和草原地区。这里的贫困地区在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活也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原因是那里的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因素没有被根除：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没有启动;制约生产发展的条件，比如交通、运输、信息、流通等，远未发展起来;农民的人文素质并未根本改善;农村社会发展水平还很低。可见，改变中国贫困地区的面貌是一项系统工程，绝不是引进一项先进农业技术措施、一个新产业就能立即改变的。我为此写了一本书《中国贫困山区发展的道路》。时任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副主任及扶贫办主任的杨钟十分欣赏这本书，在全国扶贫大会上作了推荐，称之为“中国第一部最系统、最有深度的反贫困理论力作”。这当然是他的过誉之言。

　　在从事反贫困的理论研究的同时，我还想做些实事。1991年和德国方面合作，在太行山区的内丘县创建了反贫困试验区，辖三个乡，五个村，17万人。这是一个深山、石山区，除在山脚下的干河旁有少量耕地外，整个山头都被石头覆盖，连棵树都不长。这些石头在地质学上被称为“片麻岩”，外表看来质地坚硬，但稍作破碎，很快就分化成土壤。我们根据这个特性，通过爆破改土，修筑梯田，种植板栗、苹果，人均达到80棵;建村卫生所，培训村级医生;建希望小学，发放奖学金等。坚持了9年，往日的荒山披上了绿装，控制了山洪暴发及水土流失，最终帮助一万多贫苦农民摆脱了贫困，改变了当地人文环境落后的面貌。2002年，我们又继续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创建了另一个反贫困试验区，使当地4 000多农牧民通过发展奶牛业，改善生态环境，发展卫生和教育事业，推动社会进步，过上了小康生活。《人民日报》、《科技日报》、《河北日报》、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北京电视台《北京，你早》栏目以及中央广播电台等，对此作了专题介绍。

　　斗转星移，往事苍茫，沧海桑田，世事变迁。80年经历了多少变迁!唯独此情、此志未移。

　　人物简介

　　严瑞珍(1929—)，浙江温州人。中共党员，教授，农业经济学家。

　　严瑞珍195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1955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70年被下放江西余江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劳动锻炼。返京后因学校停办，被分配到北京经济学院，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回校工作。1990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92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获评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秘书长、副理事长，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理事，亚洲农业经济学家协会顾问，中国科学院农业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评议委员，中国科学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顾问，《农业经济问题》杂志副主编等职。被载入英国剑桥及美国传记中心的《世界名人录》。

　　严瑞珍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从事农业经济问题研究的学者，他首次提出把剪刀差划分为比价和比值剪刀差，并采用把工农业劳动力折合为标准劳动力的方法来计算剪刀差;首次提出了工农业互相支持、协调发展是处理我国工农业关系的唯一正确的方针，而不是所谓的“先以农补工，然后工业反哺农业”等。1985年中央提出反贫困战略部署后，他就开始研究“反贫困”问题。1991年，他在河北内丘县创建了太行山脱贫与发展试验区。国家科委及河北省科委授予他“科技扶贫”奖和“创业”奖。他还主持了“中国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委托课题)、“世界粮食体系”(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课题)等大型研究项目，曾应邀到日本一桥大学、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等地讲学。先后出版了《中国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中国贫困山区发展的道路》、《反贫困中的市场与政府行为》、《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粮食问题》等专著21部。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改革》、《经济学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研究成果曾获得过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价格学最高奖——薛暮桥价格学奖、吴玉章科研奖、国家教委第一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和国家科委科技扶贫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