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放：尽心培育桃李 竭智求索真理
【编者按】高放，原名高元浤，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和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和北京市政治学行政学学会顾问，同时担任《理论探讨》《理论参考》《新视野》《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社会科学研究》等期刊顾问或编委。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1948年1月到晋冀鲁豫解放区，改名高放，进入北方大学文教学院学习;7月，被选拔为研究生，攻读马列主义理论。1950年8月，调到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任教员，长期执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等课程。1981年，由国务院总理批准聘为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在人民大学建立全国第一个国际共运史专业博士点。1982年出版约23万字专著《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同年开始主编《国际共运》杂志。1993年以来，六家出版社先后出版《高放文集》9本，共计400多万字。改革开放以来，主编、合编、合译、合著、专著共50多部。2003年，《启蒙助我成为学者》获《光明日报》征文一等奖。2009年获评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一级教授。
2018年5月30日13点26分，高放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91岁。高放教授一生为人正直，潜心育人，治学严谨，著作等身。他的逝世，是学校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重大损失。他的崇高品格和卓越贡献，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老骥伏枥期盼青春永驻，烈士暮年唯思昂然奋起，尽心培育桃李，竭智求索真理。”耄耋之年的高放说，这是他有生之年的夙愿至理。
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全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第一位教授、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导师，建立全国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博士点，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首批荣誉一级教授……从事政治理论教育工作60余年，高放在国际共运史、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学领域成就卓著，被《中华当代文化名人大辞典》《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中国人物年鉴》(1995)等称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家”“政治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主义学家”。
学海沉浮 融会中西
1927年，高放出生于福州，因五行缺水，父亲为他取名“高元浤”。1948年，他怀着革命激情投奔到晋冀鲁豫解放区，“感到思想上、精神上获得解放，又想甩掉那个‘五行缺水’的封建主义尾巴”，便把名字改为高放。
高放的高中生活在福州英华中学度过，这是福建省第一所教会中学，时任校长的华人陈芝美博士思想开明，主张英美式自由主义教育，允许学生不信宗教、反对宗教，也允许宣传马克思主义。那时，高放阅读过孙中山、蒋介石、费尔巴哈、卢梭、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鲁迅等人的著作，还借读到《共产党宣言》《西行漫记》等书，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并且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他17岁就开始在《东南日报》《南方日报》发表新诗、散文和杂文，还创办过级刊《成渊通讯》和校刊《英华消息》，当时，他的愿望是当一名新闻记者。高中毕业的高放，本来以第一名的成绩由暨南大学新闻系录取，但心中更向往北京大学，又因北京大学当时没有新闻系，一番思索后，选择了北京大学政治系。在北京大学的一年半，改变了高放的命运，他不仅在政治学方面打下了基础，还积极投身学生民主运动，于1947年6月加入地下党领导的民主青年同盟，“可以算是老资格的共青团员”。
学习一段时间后，高放感觉北京大学死啃英文版政治学原著的教学模式太脱离中国实际，同时也越来越不满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和贪污腐败。他于1948年1月越过国民党政府设置的封锁线，投奔至晋冀鲁豫解放区，立志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他被分派到山西潞城的北方大学学习数月，后来历经北方大学迁址、合并。在华北大学筹备培养研究生之际，他被中国革命史专家何干之看中，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小组研究生。高放说，这改变并且决定了他一生的工作方向和工作岗位。解放区的革命传统教育帮助他养成了艰苦奋斗的生活习惯和注重联系中国实际的治学态度。1949年3月，高放随华北大学迁至北京，担任华大二部学习助理员，帮助新入学的学员学习马克思主义，他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几个月后，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篇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群”是有阶级性的》。同年12月30日，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从那时起，他更加自觉地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革命传统教育有艰苦奋斗、联系实际的良好风格，但也无法避免系统性不足的缺点。为了系统学习革命和建设理论，1950年9月中共中央创办了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先后邀请了近百名苏联专家来华讲学。那时，高放被调到马列主义教研室当教员，教授“马列主义基础”课，他一边独立授课，一边听苏联专家的讲课，学习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七年的教学生涯，他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养成了从理论角度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习惯，掌握了从理论高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但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条主义习气浓厚。”高放说，“由于以前接受过自由主义和革命传统两种教育，我受教条主义影响还不算严重。”这一时期，他发表了第一篇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科学论文《从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历史吸取镇压反革命的经验教训》，出版了第一本论著《论我国过渡时期的工农联盟问题》。1956年，凭借教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成绩，高放的行政职级连提三级，教学职级升至六级，并被评定为副教授上报(后因反右派斗争搁置)，他深入浅出的教学风格、锐意创新的教学经验也在全校广为流传。
“我的个人命运紧随祖国的命运。”改革开放前，高放经受了两次思想上的重大打击。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他被当作“白专”典型。“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失去了教学和科研机会。高放说：“经历了思想上的重大打击，我的心路更加通达了，今后我会更加严谨地钻研问题，更加尽心地善想善说，继续发挥余热。”
潜心治学 矢志不移
“谈到读书、做学问，我一向对高放教授非常佩服。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真正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位大师级人物。”“高放教授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上，85岁高龄的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赵宝熙在讲话中说道。
高放在学术上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囿旧说，勇于创新，形成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见解。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他用一句话、22个字简明概括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3个组成部分，而且还包括政治学、法学、军事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教育学、民族学等十几个组成部分，相应也有十几个来源;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需要有这十几门科学为它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的研究，对这十几门科学都有重大建树”。谈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他提出应该以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解放运动为主线，要改变以往“四个突出”(即过分突出几个大党、几个领袖、几本经典著作和几次路线斗争)的偏向，力求完整地反映历史本来面目，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针对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和学术派别，他主张全面分析，取其精华、摒其糟粕，全盘照搬和全盘排斥都是不对的。
“不唯上、不唯书，凡是自认为不对的观点，不论什么人讲的，都不要去论证，去传播。要讲真话、实话、新话、深话，不要讲假话、空话、套话、浅话。要虚心听取不同意见。”长期以来，高放秉持独立的学术品格，矢志不移追求真理，坚持不懈进行探索，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1980年，他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先进工作者，自那时起，连续被选任为国际政治系国际共运史教研室副主任、当代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1983年被评为教授(也是全国国际共运史专业的第一个教授、第一个博士生导师);1987年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新成立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共运研究所(1993年起改称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校内担任学术委员会、教师学衔委员会、吴玉章奖金基金委员会、学报编委会、大学丛书编委会委员及书报资料中心顾问;校外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983—1991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治学会理事等，从事社会兼职30余项。
耄耋之年 伏枥之志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的这句话是高放最欣赏的格言，也是他追求真理、不断探索的真实写照。
1997年9月，年满七旬的高放从中国人民大学离休，但实际上是离而不休、欲罢难休。多年来，他继续被外交部机关党校、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大学等高校聘任为教授、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不断被邀请到上海、海南、温州、天津等地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还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报刊文摘》各大报刊发表文章。21世纪伊始，他先后出版《高放政治学论萃》《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纵览世界风云》等文集，学术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社会影响力持续扩大。
离休后的高放学术成果连年累累，78岁高龄时被学校返聘，继续招收博士研究生，至今还在担任博士生导师。“士兵的生命在战场，教师的生命在课堂”，在多年执教经验的基础上，高放总结出了悉心、精心、倾心的“三心”教学法。他传授学生“要学习、掌握五个基本，即基本原理、基本历史、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训练”，“要处理好‘专与博’以及‘学与思’的关系，对某一门科学深入研究时，还要广泛涉猎其他学科，多去图书馆，多听各种专题讲座”。
近年来，高放仍奋战在学术一线，先后发表《〈共产党宣言〉当代解读》《〈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选举是民主第一要义》《“公仆”的理念与实践》等文章，出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等专著和文集。虽然年岁已高，但他仍然坚持每天拿着放大镜读书看报，留心获取新资料、捕捉新信息，还注意从来访者和自己接触的人那里了解各方面现状实况。“虽然已到耄耋之年，但我仍有伏枥之志，愿继续为伟大祖国教书育人，建言献计。”
(原文刊于《大师渊范——中国人民大学名师大家专访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