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我是一个根本上受惠于中国和中国人民、因而理应为之好好服务的人”
时殷弘教授将自己能取得成就的部分重要原因归结为受父母耳濡目染影响——热爱读书，有较独立的思考习惯和坚韧的探索精神。甚至在下乡八年的艰苦岁月里，对于自己的前途没有任何功利的期望，他仍然尽其可能沉浸在书籍和可能的独立思考之中。
对于喜欢读书和思考较大的问题是出于兴趣，还是因为自己有某些理想，时殷弘教授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没有什么理想，“我认为看书或者做学问一般有三种动力，一种是比较功利的，另一种是单纯的兴趣，自己喜欢而已，第三种类似于马太效应，如果你一直比较出色，那么动力就会比较大。我的动力属于后两种。”
治学：坚持关注中国和“给力”中国
生长在城市，青年时期上山下乡，知道了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又经历了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对国家的观察与个人最基本的生活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经历，在时殷弘教授看来，让他更懂得什么是中国。
在插队的艰苦岁月里，生活和阅读升华了思想，时殷弘开始懂得一些社会的哲理，开始思考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下乡的这段经历对时殷弘日后形成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影响非常大，因为对国家命运和个人旨趣的关切，他大学专业选择了历史学，研究生专业选择了国际关系史，并且在国际关系研究道路上一直坚持关注中国与其对外关系。
因为关注中国，时殷弘教授对目前国内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自己的意见。“我们目前做国际关系理论的人里面，尽管很多人关心中国的事情，但是有机地把理论作为一个工作和资源，来理论化地探讨中国面临的实际的问题的努力做得还很不够。”“一些搞理论的人做的东西总是跟中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联系得太遥远了。”“我们的关切、我们的感兴趣的真正的问题首先应是中国自己的！”虽然是国际政治学者，但中国特性和中国实践跻身于他最珍视的概念和信念之列。
心怀国家、心怀民族和心怀人民是时殷弘教授一贯以来以其言谈、著述和教学表现出来的品格。但是，他坚持否认自己受到了“达则兼济天下”思想的影响，“中国过去书生的所谓兼济天下，是说本来可以不管的，但是现在管了，是一个慈善的行为，是给社会的一个贡献。但是，我研究这个领域的问题，不是我贡献给社会什么，而是我要承担的最基本责任。”
基于此，作为新任国务院参事，时殷弘教授坦言：“这个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之外的新身份带给我的更多的是责任，同时会因为多了一份责任，我应当对自己的有关言论更为认真、负责和慎重。我将坚持治学和直言，希冀能为国家和人民多做一点微小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