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当前中美关系的问题与出路

首先要做的是为中美关系寻找一个新的战略定位。斯坦伯格的“战略再保障”所提出的意见很中肯，只要双方都拿出诚意来。之前的“融入——接纳”模式仍然可以作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大战略基础，即美国欢迎一个“繁荣成功的中国”，而中国则应本着对外部世界负责的态度来实现其发展。

就当前而言，中国理应在国际社会上主动承担更多的义务，但同时也需要着力消除中外双方在“中国责任”上的认知差距，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难处，明白它在担当国际义务能力方面的有限性，以避免在给自己造成压力的同时却使外界误解中国；美国方面则需要学会不再以一种高人一等的眼光看待中国，正视中国力量客观发展的现实，尤其需要在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为中国释放更大的制度空间。总而言之，即在现存体系内，中美两国应该做到“两个sharing”，美国要向中国“分享权力”（sharing power），中国要为美国“分担责任”（sharing responsibility)。实际上，中国完全不排斥一个继续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在过去的20年里，两国在这个体系中的确实现并享受了“共赢”，相信在双方的适当调整下，未来的这个体系仍能让两国皆大欢喜。

其次，双方需要建立并完善一整套的争端解决和控制机制。正如前面所说，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必须依靠机制化的交流沟通，而鉴于未来双方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误解越来越大，一定程度的摩擦纠纷很难避免，中美在问题出现后必须能够及时有效地沟通磋商，协调政策，方能保障双边关系的健康运行。尤其在颇为敏感的军事防务领域，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加速，双方都迫切需要一种更深程度的对话交流，以免相互间的猜忌和质疑越走越远，最终造成战略误判，酿成悲剧。基辛格给中美关系贴上的“共同演进”（co-evolution）标签所蕴含的“在可能的领域展开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的思路非常清晰，因此，中美关系最能依赖的发展路径就是双方通过一系列非常具体的事务性合作而首先建立起一种“功能性伙伴关系”（Functional Partnership），然后再由两国在这些大规模、多层次的接触中共同探索出一条新型的大国关系之路，而机制化的沟通将是这一切合作的坚实基础。

最后，双方的领导人仍然需要坚定的政治决心和远大的战略视野。这种坚毅和智慧不仅需要用在处理双边关系的具体问题当中，还要致力于在国内塑造出有利于双边关系稳定的共识。中美两国内部从普通民众、学者到政治精英，关于自己国家应该在双边交往当中更强硬还是应更宽容的分歧一直很大，目前由于诸多困难的存在，“强硬派”观点拥有巨大市场。这使得想要搞好中美关系的两国领导人必须拥有巨大的智慧和决心，不惧艰险地克服国内外的种种制约，让“合作是两国唯一选择”的理念得到国内最大限度的认同，使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边长久稳定的发展得到民心保障。

来源： 《国际观察》201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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