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当前中美关系的问题与出路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89年，这一时期双方的战略基础在于共同防卫来自苏联的威胁。双方的合作在这一阶段可谓获得了超乎预料的成功，其高峰是在1979年。这一年不仅中美正式建交，而且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也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中最重要的主题应该是“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亚太或世界任何地方谋求霸权的努力”，主要针对的就是当时的苏联。而中美之间的密切关系给冷战的紧张氛围注入了巨大的积极因素，并最终促进了整体国际格局的变迁。

第二阶段是从1992年到2009年，这一时期双方的战略合作定位也很清晰。中国努力谋求融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当中，美国则接纳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中国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伙伴。其高峰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标志。中方在这一时期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在国内推行市场化，在外部融入并拓展国际市场；美国国内虽然屡屡出现“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声音，但大体上也还是乐于见到中国加入它所建立的一系列国际规制之中。双方在这一阶段的这种战略合作无疑也是双赢的。中国自然是“搭”了美国推动的全球化“便车”，实现了让世界惊叹的经济发展，实力与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从经济上来说，美国商界明确表示中国的市场化经济发展为美国带来了巨大利益；同时，“中国制造”所提供的大量廉价商品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在政治领域，得到中国合作与认同的美国霸权如日中天，并在外交和海外军事行动（主要是反恐战争）上获得了巨大空间。

双方的分歧爆发点应该是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本次会议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失败的，这场万众期待的“盛会”最后在一片争吵和嘘声的混乱中结束，只留下了让各方都不满意的一纸空文。西方的不少主流媒体在会议期间和其结束之后都在指责中国，认为中国是搅乱大会的罪魁祸首，而中国则感觉这场大会更像是“富国集团”遏制中国发展的阴谋。现在回过头去看，把会议失败的原因全归于任何一方都是有失偏颇的。但西方媒体观察的另一现象却的确存在——即在此次会议上实际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以中国为主要代言人的“基础四国”及77国集团（事实上是131国），同美国带领的“伞形集团”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发生了立场鲜明的正面对峙。西方被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影响力所深深震撼，并看到了中国作为一个“未来超级大国的自由行动意志”，进而能够“把这全球性的大会演变为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外交博弈的战场。”

辅之以同年中美两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各自的应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无论是在发展模式还是对未来世界的认知方面都已与美国表现出明显不同。

而对美国而言，哥本哈根大会的实例给予了两国关系这样一种可能：即中国完全可以不认可美国，反而在世界范围内搞“农村包围城市”的大战略，“领导”相对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同美国抗衡。如此一来，双方对于之前“融入——接纳”模式的战略基础和相互定位的信心自然会发生动摇，相互间的猜疑日渐增多，中美关系的困难也就再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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