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理论体系与发展前景
最后，我们的自我定位是什么?我们的学术研究要做些什么工作?在我看来，有两个课题无法回避。第一，重新发掘、阐释儒学传统的各种思想资源，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开发宋明儒学的思想资源，对于宋明儒学的研究，中文的学术工作做得较差，往往是历史的描述较多，对身心性命之学的深刻开掘较少，不一定比得上英文和其他语种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水平。宋明理学的“存天理，去人欲”，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禁欲主义，它的内涵很丰富，其中 有很复杂的问题。说到朱熹，实际上他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内心纠葛极多、心理面向极广的人。陈荣捷老先生研究朱票的100个题目，都是不见经传的，涉及朱熹的宗教感觉、迷信、忧虑、出版事业及对金钱的理解等各种不同的侧面。此外，对现代中国知识身子如胡适等人的儒家层面怎样理解？实际情况与我们现在所想象的恐怕有相当距离。还有，要研究韩国、日本、越南的儒学，很多东西在中国不能想象，在韩国习以为常，在日本、越南已经出现。第二，面对西方特别是启蒙以来西方的挑战，对启蒙心态进行儒学反思，把握整个西方现代精神的复杂面向。有这样一个核心课题：面向二十一世纪，儒学作为一种有涵盖性的人文思潮，可不可以全球化？研究这个核心课题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做得到的，也不是一群人做得到的，也不是一个时代做得到的。从表面上看，儒学是一种“地方知识”，是中国、东亚某一群人的知识。但对于这种“地方知识”，我们要深刻理解其内容的复杂性，我们要追问：这种“地方知识”是否有全球意义？如果说，这种很有地方性、根源性、族群意识的“地方知识”具有全球意义，那么它的全球意义体现在什么地方？对此，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其中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全球伦理的问题。我们从事这项工作，不仅与中华民族的前途有密切关系，而旦对非华裔的人类也有意义，这就彻底突破了刘小枫关于儒学就是华夏民族的自我表述的说法。在文明对话的过程之中，现阶段很难想象有信奉基督教的回教徒，信奉回孩或犹太教的基督徒，信奉犹太教的回教徒，但却有基督教徒的儒家，回教徒的儒家，佛教徒的儒家。那么，所谓“儒家的回教徒、基督教徒、院教徒”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认为，它一定是入世的，一定是关切政治的，一定是参与社会的，一定是能够考虑多元文化、考虑当今人类的生态环境、杜群解体、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的。其所以如此，与儒家的人文精神有密切关系。从上面的图象可以看出，儒家是身心性命的为己之学，是突出家庭家族的学说，是关切政治、社会福祉和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困境的学说。它有强烈的根源性，是扎根于人文杜会的实学，它将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作为出发点。正因为如此，儒学中的人会有各种不同的限制，有性别、年龄、地域、族群、阶级和基本价值取向的限制。儒学与其他各种不同的宗教传统最大的差异，就是它把每一种限制都当作一种资源，它并不消解人的王体、人的性别、地域等。而很多神学、宗教却通过消解人的根源性的方式来消除人在现实世界中受到的限制。在这方面，佛教最明显，要出家，要舍要离；基督教也一样。儒家接受人的限定性，但把它作为超越的机制，把它转化为自我完成的资源。这中间儒家出现了很多麻烦。正因为有这些麻烦，儒家才能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为根源意识与全球意识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提供一吴解决的途径。对于西方文化中陷入困境的很多困难，如身和心的分裂，超越和内在的分裂，此世和彼世的分裂，儒家恰好吕有另外一种解决的机制，恰好能发挥它的长处展示它的力量。说到内在的超越，汤一介先生提出：除了内在的超越，还应该有外在的超越。借宋超越外在的上帝，使儒学变得健康。这个观点我不能接受，因为基督教神学已经陷入巨大的困境。以为把超越外在的上帝带到儒学，就能使儒学转化；把狭隘的工具理性带到儒学，就可以发展科学；把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带到儒学，就可以开出民主，这种想法未免简单了。牟宗三先三讲“良知的坎陷”，这是他的一个诠法，也还嫌简单了些，我也不能接受。开头我讲过。儒学的长处和毛病是纠缠在一起的，它的长处也正是它的毛病。为了去除它的毛病而接受、引进一个与它原来整个结构网络大相径庭的机制，是不是代价太高？我们不能不考虑这点。
（来源：东方文化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