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如膜妄心应褪净 夜来无梦过邯郸

来源：人大新闻网

　　刘梦溪，1941年生，原籍山东，生于辽宁。196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专业。历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暨《世界汉学》杂志创办人、主编，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专聘教授、文艺学学科博士生导师，中国华夏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中日韩东亚比较文化国际会议(常设)执行理事。著有专著《论陈寅恪的学术创新与研究方法》、《汉译佛典与中国的文体流变》、《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奠立》、《传统的误读》、《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等，主持编纂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35卷，1997年)获中国图书奖;主编的《中华文化通志艺文典》(10卷,1998年)获国家图书奖。 

　　“弈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这是钱钟书先生在1957年往湖北探望其父钱基博时所作的一首诗《赴鄂道中》，刘梦溪先生的书斋名“无梦斋”，便是取其中“无梦”二字。先生对此解释说:“取此两字，倒并不在求取一夜安睡，而是希冀自己在学术研究中了无挂碍，恬然自适，无所羁绊。”蔼然敦厚、平易近人的刘梦溪先生正是如此在他的学术之路上淡然地前行着。

　　知识的渴求者：“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刘梦溪自幼就对书籍有着特殊的兴趣，也正是这份对于书籍的热爱，对于知识的渴求，为他日后潜心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学识基础。

　　童年时代，对刘梦溪影响最深的书籍是《三字经》《论语》和侠义小说。《三字经》的语句短小精悍、朗朗上口，其中蕴含的深厚的中华传统美德在句句诵读声中印刻在了刘梦溪年幼的心上。幼时的刘梦溪也常常背诵《论语》《孟子》等经典，成年后的他不禁感慨“当时的《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语》、《孟》的启蒙，对我日后进入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铺垫预热的作用” 。

　　凡是与刘梦溪先生接触过的人，总会被他谦逊和善的态度中所透出的凌然正气所折服，这样的性格气质与他年轻时期与侠义小说的接触不无关系。小时候，刘梦溪的父亲便为其讲述《小五义》、《大五义》、《大八义》、《小八义》、《三侠剑》等故事，里面渗透着的打抱不平的英雄主义和正义精神，对他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同时，侠义小说中的这些道义精神，也使得他对中华传统道德有了更加深刻、更加切近的体会。

　　升入初中之后的刘梦溪，更加显现出了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尤其是古代诗词与散文，基于这份发自肺腑的真切喜爱，他发奋苦读，背诵了《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古文观止》等众多古代诗文。少年时代的刘梦溪尽情徜徉于中国诗词的优美韵律中，流连于古人文章的简洁典雅中，在这里，他收获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的美丽。

　　随着年龄的增长，刘梦溪开始接触外国文学，欧洲十九世纪文学成为了高中阶段的他的心灵家园。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普希金、拜伦，这些或是浪漫或是现实的作家作品，为他打开了另一扇关于文学的大门。

　　成名后的刘梦溪依旧对阅读有着深深的热爱，他常常会把某一本书重读多遍，以期可以对它有更好的理解，“学而时习之”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提起阅读，刘梦溪先生脸上便洋溢着一种满足、一种期待的神情，他渴望的阅读是闲适的阅读，是不带功利心的阅读。这样的读书，获得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身心的放松与愉悦。

　　正如《中庸》所言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刘梦溪先生之所以在学术上取得如此深厚的成就，与其个人的天分密不可分，但更多是缘于一种对于知识汲汲以求的态度，一种对于学问刻苦钻研的精神。

　　正是凭着这份对于学术的认真与执着，刘梦溪先生在1966年从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专业毕业后，继续着对于文学、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他由早前的红楼梦研究转向了聚焦近百年以来中国的思想学问、文化传统与历史人物，以独特的学术视角论说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等现代学术大师，并对费孝通“文化自觉”和“美美与共”思想进行了深度的诠释。

　　1996年，刘梦溪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丛书选录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现代学者著作，收录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计44家35卷，合为当代出版史一大奇观。他以6万字篇幅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作为书前序言，点明编纂丛书是为“祈望能够梳理出现代学术史上那些具有恒在意义的东西”，在中国文化界引发了学术波澜，其影响至今仍然深广。

　　“深研中国文化、阐扬传统专学、探究学术真知、重视人文关怀”是刘梦溪先生学术研究的宗旨，在当今学界日显浮躁的大环境下，他在学术研究中所秉持的坚守与独立，愈见难能可贵。

　　文化的弘扬者：“信仰不在彼岸，而是在此岸”

　　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化传统出现了大面积的流失。而传统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民众对其的信仰，缺少了信仰的传统，终究是脆弱的。如何重建这份对于中华传统的信仰，刘梦溪先生正为此付出着坚实的努力。

　　文本的经典阅读在刘梦溪先生看来是十分重要的。国学作为中国的固有学术，有先秦诸子百家之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朴学等等，要了解其博大精深的内涵，离不开对于经典的阅读。中华传统文化主轴的价值理念，主要在“六经”，其精神指向正是当下所缺乏的信仰。《师说》有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然而现代的教育已经很少涉及“传道”，民众空有知识，却找不到精神的家园,这正是回归经典阅读的至关重要所在。

　　“就个人修养而言，阅读经典本就是使阅读者经历一番文化濡化的过程，它在潜移默化之中改变着一个人的气质。当大多数的人都发生气质的变化，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刘梦溪先生坚信，“如此，信仰的回归，文化的重建，民族的复兴便指日可待。”

　　刘梦溪先生还强调文化典范的熏陶作用。中国是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在漫长的岁月中，产生了无穷无尽的文化典范。除了经典的文本，古代村落、民居建筑、历史杰出人物都是文化典范，这些对于民众的熏陶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

　　2007年，刘梦溪先生编撰出版了《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刘梦溪学术访谈录》，书中收录了他与余英时、史华慈、金耀基、杜维明、狄百瑞诸位学术大家的访谈。而将这些记录下来，是为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当代学者的思想，去接近中华文化的内核。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中国文化包容性强，其自身就是多元融合的。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中华文化如何在世界文明之中既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又能与其它文明和谐共处?刘梦溪相信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文化高于种族”之言，人类的“同”必远大于“异”。近些年，他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并应邀于美国哈佛大学等国际知名学府讲学，为中国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的和谐共生作出自己的努力。他还主张在中小学开设国学课程，主要以“六经”内容为主，从《论语》、《孟子》入手，化繁为简，循序渐进，以期于百年、几百年之后，使中华文化的源头经典“六经”，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

　　“我们的信仰不在彼岸，而是在此岸。我希望世界的中国，也能是中国的中国，不忘记自己的存在。最起码的，我们任何人都要对自己的传统有种敬意和温情。”

　　因为“敬”的这一份庄严，刘梦溪先生在当下纷杂的文化背景下，为大众找到一条通向信仰的桥梁。

　　“我们今天为重建已流失的文化传统而竭诚竭力的时候，‘敬’之一字的提升、布化、推展、重构，最是必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刘梦溪先生以为，“敬”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里，特别是在儒家思想里具有着核心的价值，“敬”之一字看似简单，实则意蕴无穷的最好。他自身则是“敬”的身体力行者，不仅对待学术始终坚持“诚”与“信”，为人处事上更是坚持“无诚则不敬”。“敬”这一道德伦理，在他身上体现出的不仅是对他人的尊敬，更是一种人性的庄严。

　　青年的引导者：“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中庸》有云“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好学、力行、知耻，是刘梦溪先生对于青年的要求和期望，简言之就是“知行合一”、“行己有耻”。

　　刘梦溪先生认为，当代青年在接受现代知识的同时，更需要重视生命个体的修为。 “修身明道”的首要就在于“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只有“好学”才可“博学”，只有“博学”才可更好地去身体力行，而只有身体力行，才能真正地体会“知耻”的意涵，才能最终做到修身养性，明道鸿德。

　　“成己成物，尽己之性，尽人之性，方是圣人之盛德大业”，潜心研究中国文化几十年的刘梦溪先生对于人生也有着深刻的体会。人之一生需“成己”，更需“成人”，要常存感激之心，常念珍惜之意。只有懂得感激，才有可能懂得珍惜，感激和珍惜，是人生幸福的精神源泉。当一个人真正懂得了感激和珍惜，才能怀着一颗平和的心去对待人生旅途中不可思议的种种境况，才能怀揣“敬”意安稳地站立在人生这片广袤的土地之上。

　　“妄心尽褪，恬然自适的无梦之境离你是那样的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