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田：享受生命的智慧

　　来源：人大新闻网

      刘春田， 共和国同龄人，曾作为北京知青在山西定襄插队，在太钢当过工人，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后师从我国著名民法学家佟柔攻读中国民法学，1985年，留校任教。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在爱知大学、巴尔的摩大学作访问学者和进修。研究方向：中国民法、中国商法、知识产权法。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版权协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华商标协会副会长等职。

　　四月的北京，春日的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记者见到了刘春田。刘春田最近一直很忙，刚开完三天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课题会会议，紧接着是一年一度的博士生考试录取工作。

　　刘春田是我国高校知识产权法学科的开拓者。他投身知识产权的教育与研究，是偶然的机缘。1985年他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南京举办的著作权研修班，激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当年，他就在国内首次开设了系统的知识产权法课，受到学生的欢迎。1986年，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倡导下，受原国家教委之命组建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并招收第二学士学位生，创建了我国高校知识产权法专业。此后，他参与了我国著作权法的起草、修改，以及商标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秘密法的立法工作。作为学科带头人，他主持了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知识产权法》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写工作。

　　知识产权研究重根基

　　刘春田谈到，中国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接触知识产权，二十多年来，立法、研究、教育的主要着眼点是条文的设计、制度的安排和与国际公约的衔接，但知识产权法律自身的体系化以及与传统民法体系的整合，知识产权理论和深层的历史、文化、社会根源，以及知识产权制度与本土固有资源的互动关系问题，鲜有思考。固然，知识产权技术性强，它强调效果，生性急功近利，但对研究者来说，知识产权理论更为重要，和任何学科一样，惟有基础研究成果才须臾不可缺，才具长远的、 普世的价值。

　　“我们不是不需要知识产权理论，也不是知识产权理论不重要，只是目前没有像样的研究成果。这是对我们的挑战，基础理论是事物的真谛，基础研究不是外国人的专利，中国人必须自己去面对”。

　　刘春田的研究是规矩的。二十多年来，刘春田在不断的纠正错误中前进。他十年前就质疑知识产权为无形财产权的传统认识，认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知识不可能是深 不可测、玄妙之极、无影无形的神鬼之学。任何知识都是具体的、有限的，是以形式、符号的状态存在并能被人感知的，并提出了知识产权是关于“形式”的财产权的主张，否定了知识产权是无形财产权的概念。他认为基本概念是学科的根基，基础研究是学科的起点，学术是围绕概念、贡献心得的活动。主张用科学的方法，从研究知识产权概念、对象和根源出发，系统地构筑我国知识产权基础理论。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它的研究水平，决定了本学科长远的、根本的、全局的水平和发展 走向。

　　“我们现在一提知识产权，就容易想到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国际公约，高新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都十分重要，但就知识产权这门学科发展来讲，只是鲜花与硕果。与之相比，知识产权理论才是学科之基础、根本与核心。”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但只要根基在，花还会再开，果还会再熟。知识产权研究重在根基，同时以开放的心态，从新事物的发展中不断汲取营养，加以理性升华，这才是知识产权的归宿。

　　办公桌上堆着厚厚的经济学书。“近来买了十几本有关价值学的书。我认为，决定知识产权价格的不是劳动，而是需求。这一观点涉及知识产权的正当性，值得研究”。这是刘春田近几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

　　“劳动是智力和体力的合一，没有智力参与，体力只能是自然力无谓的消耗。没有智力参与，智力也只能停留在主观头脑中。劳动技能是可以学习的，凡是可以学习、 训练的都不是创造。从哲学角度来讲，劳动成果是既有事物的量变，是量的扩张，劳动是重复的、可比较的行为，它的量是可以计算的，计量单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反，创造所贡献的，是前所未有的东西，找不到社会必要创造时间来计量它。比如做诗，曹植七步之内吟出让人肝肠寸断、千古传诵的诗篇，一般人可能苦思三十年也做不出，因此创造没有成本上的可比性”。

　　“技术开发、创造的成本准确地说是物质成本，是指人的物化劳动的投入。比如，制片人花三个多亿拍《无极》，但是并不意味着任何人花三个多亿都能创造出这样的一个《无极》来，它是伴随着物质财富的消耗被描述出来的。创造是贡献生活方式的活动，不是劳动价值的物化。用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益学说来解释，是一条思路。这只是初步想法，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还在研究中”。

　　“知识、技术、发明所花费的创造力是无法用物质成本衡量的，因而是无价的。这话对不?你回去好好想想”。这是刘春田给记者布置的课后作业。

　　做学问是研究和创造过程

　　纷繁的法学书堆中，很少有刘春田的著作，记者很是纳闷。

　　“我的著作比较少，主要是因为我的知识水平，研究能力有限。学问是指自己的心得，这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这是刘春田在做学问方面的价值观。他对著书持谨慎的态度，但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和思考。他发表的论文虽然只有几十篇，但大多都很有影响，他的观点被人注意，往往被长期讨论。

　　“学问确实不好做”。这句话道出了多少做学问者的心声。

　　刘春田把做学问分成两个方面，包括研究和创造。研究是求真、求本，追根溯源。创造却是求美，是设计出前所没有的东西。通过文字、语言的形式把研究心得表现出来，是艺术、是形式美。学问，应当是在享受文字美、形式美中获得科学真谛。

　　研究和创造，都是很艰辛的事儿。那种想跨越式发展，想抓住机遇大干一场的心态是要不得的。人世间，浮与沉，动与静，不同行当有不同的态度，做学问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为学者应当善于沉与静，应当保持一种从容不迫的心态，拨开浮尘。刘春田大抵也是善于沉与静的。

　　针对目前披露较多的学术抄袭、学术腐败现象，刘春田言辞犀利地指出，学问从来都不是能从现有成果中搜索得来的。学问是提炼与思考的结果，仅凭搜索得来的学问就不是学问。

　　做学问讲究的是真才实学，刘春田用极其景仰的语气提起陈寅恪。早年，清华大学在聘用陈寅恪时，陈寅恪一没有学位，二没有著作。清华大学为什么还聘他?因为他有真才实学。

　　据说，陈寅恪有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他自己讲过的不讲。

　　刘春田坦言：这种要求是极其严苛的，我做不到。但陈寅恪这种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却如学术宝鉴，指引着我们这些后来者，使我们在做学问时不敢胡来。

　　感悟《论语》和《道德经》

　　在人大法学院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刘春田对新入学的弟子，推荐他们读《论语》和《道德经》。

　　这两本书跟学习知识产权到底有多大联系呢?记者很是疑惑。

　　如同那些他的弟子，在要求老师推荐研究生必读书目时，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老师会推荐这两本书。

　　然而，刘春田推荐这两本书绝非一时兴起的偶然，他有着自己的想法。

　　清华学生刘海洋硫酸泼熊事件，让刘春田颇感痛心。他认为，大学负有特殊的使命，是养育人的地方，既要精诚学术，又要贵重人品。教育应当人性化，让学生建立健康的人格和理性的思维方式，要做文化人。文化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人格上的高尚、完美不是任何仅凭机械的专业教学所能塑造的，需要丰富的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一系列文化的熏陶，需要长期和耐心的积淀。当代知识分子既要现代化，也要中国化。中国化，便离不开经典文化。

　　这便是他推荐弟子读《论语》、《道德经》的缘由了。

　　《论语》是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它回答了人的道德观、价值观、社会责任等一系列问题。它告诉我们作为一个读书人应有社会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因为思想认识、文化经历、家庭背景等差异，学生对《论语》的理解也会各有不同。但我希望他们能从中有所悟，并能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真正成为‘国民表率，社会栋梁’(人大校训)”。

　　“治大国如烹小鲜”。治国只是一种玩意儿，一门手艺，这是何等的境界啊!这些举重若轻的思考方法、思维方式，无不在《道德经》中得到了体现。说这番话时，刘春田敬若神明，停留在空中的手势形成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

　　《论语》和《道德经》，没有一处描述知识产权，但却足以让我们学以致用。这个用就是让学习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常态，体会智者的智慧，享受生命的智慧。

　　“一个人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有权力支配别人，而是有能力、智慧影响别人。能影响别人的只有智慧，让人由衷的心向往你”。

　　“满天星斗，还是漆黑一片。但是只要有一轮太阳，足以照亮世界”。

　　这是为刘春田推荐《论语》和《道德经》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