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文：在中国哲学中探寻人性与自我

1947年，我在温州三希小学读了半年，小学还差一个学期才能毕业。当时考中学要有小学毕业文凭，但我没有小学毕业文凭，于是就借了一个文凭去报名参加考试。我那时叫“张宪江”，借的文凭上的名字是“张立文”，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叫“张立文”了，不过名字只是一个符号而已。从我们的族谱上看，“立”和“宪”是一个辈分的。结果，我考上了瓯海中学，即现在的温州第四中学，在当时是很有名的私立中学。这个学校原来是一个英国教会办的学校，叫“艺文学堂”，但学校教职员工有革命意识，反对帝国主义，所以就改成了“瓯海公学”。也正是由于这所学校的革命传统，初中的时候我就参加一些党的地下活动。当时有浙南游击纵队在温州活动，我们也配合着做了一些工作。

1949年5月，温州被浙南游击纵队解放，当时我读初三。新中国成立后，我就想参加工作，报名参军去抗美援朝，结果因为我只有15岁，年龄小，没被批准。1950年10月，我报名参加温州地委土改工作队，去了最艰苦的山区泰顺县。泰顺原来是浙闽交界的老根据地，但新中国成立前夕，很多淮海战役败退下来的国民党残兵败将撤退到那里，有的留下来，甚至杀死了我们好几个乡长，组成了“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浙挺进军”。他们在浙闽边界抢劫了55亿人民币，并将劫到的人民币运往泰顺县，这是震惊中央的江南银行被劫第一案。所以我们去泰顺土改有三项任务，一是剿匪，二是反霸，三是土改。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吃穿住用条件都非常差，住在最穷苦的农民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这些工作队队员也没办法洗澡，身上都长着虱子。

1951年搞镇压反革命运动，即“镇反”运动，当时我16岁多，被调到温州地委干校学习。我开始去的时候还很高兴，以为学习是好事。去了后才知道是参加“镇反”运动，与我一起参加“镇反”运动学习的大部分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一进干校，气氛就很紧张，大标语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情况，一直认为自己是革命的，一下子怎么变成反革命了。后来班干部说我在瓯海中学读书的时候，参加学校的托派组织，所以我就被当做反革命分子坦白交代问题了。实际情况是我当时参加了“维也纳音乐会”，这个组织其实是在中共瓯海中学党支部领导下与瓯海中学的托派组织作针锋相对斗争的。因为当时托派组织掌握了学生会，党组织就团结学生以“维也纳音乐会”这个组织的形式跟托派斗争。我就交代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及参加这个组织的人。结果被批评说我不坦白，不彻底交代问题，我说我不能乱说胡编，把没有的事说成有。当时“镇反”运动的所谓“学习”，三个月一期，坦白交代后就能回原单位。因为说我不坦白，所以第一期结束后，我被留下来接着第二期学习。第二期学习最后也没剩几个没坦白的了，于是把斗争的锋芒就指向了我这个老不坦白的人。第二期结束还是说我不坦白，所以我又留到了第三期，第三期以后温州地区的“镇反”运动基本结束。这样,我在干校整整待了9个月。直到1952年，开始“三反”、“五反”了，我才回到泰顺，去文化馆当图书管理员，主要负责借书，其实泰顺那个时候也没有多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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