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当代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结构性变化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时我正住在华尔街附近，高档餐厅照样顾客盈门，接触的那些投资家趾高气扬，一点危机的感觉都没有。2009年希腊发生危机的时候我也去了，感觉也是这样的。2010年西班牙危机、2011年爱尔兰危机，除葡萄牙之外的"笨猪国家"我都去了，感觉还是这样。虽然偶尔也看到有些群众上街游行，但总之，我在那些危机国家直观的感觉不像是身处危机之中。尤其是完全不像1990年代初期的苏东解体，更不像中国在1990年代中期三大赤字引发的危机。我记得当时美国人对中国非常不屑，当时我们在国外遭到的挑战，几乎都是中国崩溃论。

1991年我到苏东国家考察感到的危机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政治改革造成政权解体的同时是货币体系坍塌。使我理解了金融体系之信用的依靠，本质是政治强权。货币是什么，是一张纸，那么货币之有信用在于是政治强权向其信用体系的赋权。政治强权坍塌了，货币体系也会随即坍塌。由此可见，金融危机一定会依靠政治强权导致危机代价的转移。比如现在的"量化宽松政策"，事实上已经把制造出来的60%过剩货币通过冲击粮食、能源和原材料市场转嫁给国外。因为民间和官方的债务超过40万亿，政府和民间都根本不打算偿付巨额债务。

发达国家债务占比高，因为他们产业大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了。1980年我到美国看到里根政府大做利率调整，一方面吸引外资流入，另一方面不断推出更多金融衍生品。可见，金融化的过程应该是货币化先于资本化，资本化扩张则更多靠增加金融衍生品吸纳过剩金融的规模交易。何况美国从1990年代苏东解体到现在已经完成了单极化的政治强权，无论怎么向世界转嫁成本都没有"反对者"。

早期西方大规模转移人口和占有资源是构成世界二八开的前提，当代形成政治强权支撑金融霸权是维护世界二八开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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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来源：人文与社会网）